雖然紐拉特認為民主會導致一些混亂，但他也認為社會工程與民主制并不矛盾?？茖W烏托邦主義只是提出關于未來的方案，想象不同類型的社會秩序，但不判斷哪種方案是最合理的。因此，科學烏托邦主義并不意味著專家支配社會改造。它把實際的實踐決策交給民主制完成。“當然，有許多烏托邦主義者認為人們有可能一步步地改變社會，而另一些人則幾乎不期望改變社會，或者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一種新型的單一共同體之上。但是，這些假設以及其他假設都不是科學的烏托邦主義的實質內容。”[69]也就是說，專家在政治活動中主要的權力是建議權，而不是最后的決策權，他們扮演的是思想庫（Brain Trust）的角色。無論是自然工程師，還是社會工程師，都不是預言家。“一個機械工程師可能討論很多可能的飛機類型，而沒有任何理由期望其中某個計劃實現(xiàn)的可能性比另一個大。與此相類似，一個‘社會工程師’‘一個制定計劃者’可以探討許多可能的社會模式，而并不會試圖預言其中哪一個將會實現(xiàn)。”[70]并且，紐拉特認為科學家也不擅長決策或執(zhí)行。“極權主義者可能試圖讓科學家做新社會的領導人，像以前社會的魔法師、貴族或教士一樣。但是，邏輯經驗主義的百科全書主義不明白，為什么被訓練來發(fā)現(xiàn)盡可能的替代方案的科學家有特別的能力選擇一個方案（一種不能以計算為基礎的方案），尤其是他們僅僅為有著不同欲望和態(tài)度的他人作決策或執(zhí)行一個行動。”[71]

指導社會工程的社會科學。統(tǒng)一科學指導改造世界，其中的社會科學是指導社會工程的知識基礎，必須依靠社會科學知識才能更好地實施社會工程。對此，紐拉特認為：“社會科學家對于大眾的重要性，主要基于將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結果，將歷史學的結果用于社會工程。”[72]但是，紐拉特這里指的社會科學是當時要進行改造的未來社會科學，是與德國精神科學的舊傳統(tǒng)決裂的社會科學，屬于統(tǒng)一科學的一部分。如此，既有的社會科學要進行概念和陳述的澄清，剔除形而上學成分，使之真正成為科學，并統(tǒng)一于物理主義的旗幟之下。但是，紐拉特指出，統(tǒng)一科學并不是把其他學科變成物理學的分支，“物理主義社會學的發(fā)展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是要把物理學定律傳遞到生物及其群體中去”[73]，各門學科仍然有各自的不同對象、問題和方法，作為統(tǒng)一基礎的物理主義語言是有模糊性的。就社會科學而言，物理主義主張仍然允許它保留自己與自然科學的一些不同地方。比如，不可預言性在社會科學中非常重要。紐拉特比較了物理預測與社會預測，指出社會預測的反身性問題即預測者及其預測會影響預測的實現(xiàn)。無論如何，紐拉特設想的社會科學是一種自然科學化的實證性社會科學，而不是思辨性濃厚、更接近于哲學的社會科學。

紐拉特認為，社會科學在方法論上與自然科學是統(tǒng)一的，都是經驗科學的方法。不僅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而且法理學、倫理學和教育學等，都可以貫徹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并要進行物理主義和行為主義的改造。在心理學領域，統(tǒng)一科學意味著剔除“活力論”等形而上學實體，全面轉向華生等人提出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可以研究人與人的經驗關系，而不要討論準則、價值和本質之類的東西。“在物理主義的框架中，‘心理學’變成最寬泛意義上的行為主義系統(tǒng)。社會學也不得不在物理主義語言中表述為‘社會行為主義’。”[74]物理主義心理學反對視角理論（aspect theory），主張普遍的行為主義，其主要分支包括：精神分析學、條件反射性、格式塔心理學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紐拉特仔細討論了各個分支如何清除形而上學的問題，主張編撰物理主義的心理學術語辭典。在社會學領域，物理主義社會學是經驗社會學，必須探討某個群體對某些刺激的典型反應，從而對重大歷史運動作出預測，紐拉特稱之為“社會行為主義”。所謂社會行為主義，即“社會學不是一種“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也不是一種“心靈科學”（Geistwissenschaft），“精神科學”和“心靈科學”的基礎不同于其他科學和自然科學，而是一種作為統(tǒng)一科學一部分的社會行為主義社會學”[75]。社會學經過社會行為主義改造后，就成為和天文學一樣的經驗科學。“人們可以和星群相比較，星群內的星星間相互聯(lián)系比其與其他星群更緊密。社會學科可以和生物學比較，生物學研究地區(qū)和單個大陸的動物種群”[76]。社會學實際成為了一種社會技術。紐拉特所謂的社會學，是包括了傳統(tǒng)的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泛義的社會學。他認為，之前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研究被形而上學和神學束縛，科學的社會學或物理主義社會學要成為一種關于社會結構如何運轉的社會技術，最重要的任務是研究習俗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剔除社會管理以及社會工程的一般理論。因此，紐拉特所謂社會學包括了大量政治經濟學內容，他甚至將馬克思主義視為與工人運動聯(lián)系緊密的最現(xiàn)代的社會學理論。并且，他認為自己主張的社會學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創(chuàng)立了某種科學的物理主義方法。[77]他的想法是錯誤的，但卻表明了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復雜關系。

紐拉特與邏輯實證的技治主義

紐拉特的技治主義主張以邏輯實證主義為基礎，換言之，他希望實現(xiàn)的社會科學運行是依照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的理解來進行的，在此理念之下，只有信奉物理主義的工程師才是真正的科學專家。筆者將之稱為邏輯實證（主義）的技治主義。概括起來，它具有如下明顯的特征。

其一，同時從邏輯構造和實際效果兩方面理解科學，堅持科學的可控性。一方面，科學是思想構造物，甚至整個知識世界都是邏輯構造的產物；另一方面，科學構造與實際行動及其效應相對應，而不僅局限于觀念。然而，對于這種兩面性更深的根源，邏輯實證主義左翼并沒有給出進一步解釋，在他們看來這屬于形而上學問題。紐拉特的兩面性觀點，顯然與他對啟蒙觀念的堅持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他認為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等于啟蒙的推進，希望把科學視為將人們從教條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力量，并且還要將它輸入自然世界、社會科學和社會世界，以達致人們進一步的解放。構造科學知識的科學理性就是人類理性的全部，科學理性同時在觀念和實踐兩方面都是解放的，原因就在于科學觀和科學實踐是可控的，且不僅自然是可控的，社會是可控的，而理性本身也是可控制的。所以，有人把紐拉特理論的指導思想歸結為“可控理性”（controllable rationality）的概念。[78]在這一觀念之下，科學及其應用后果都是可控的。這也是霍克海默批評紐拉特的根本原因，因為在霍氏看來，啟蒙是太陽一般無法控制的力量，先是帶給人們光明，最后將避免不了燒毀一切。

其二，技術治理的目標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領域的控制。一般說來，技治主義對社會科學技術化的理論討論，主要集中于經濟-政治領域，這意味著它們在理論上習慣于將政治與經濟融合在一起考慮，換言之，技治主義的理論核心是科學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對于技治主義者而言，區(qū)別政治與經濟意義不大，因為科學時代的經濟自由意味著政治運行的全新可能，而當代政治越來越多地包含著對社會經濟活動的調適內容，甚至經濟計劃成了政府的最重要職能。當然，除了政治經濟學，技治主義者還主要對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tài)保護（環(huán)境規(guī)劃）等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紐拉特對技術治理戰(zhàn)略的探討基本上局限于政治經濟學領域，雖然他討論過住房、教育和文化等問題，但是實際上也是圍繞政治經濟學問題展開的。他深入研究社會測量和經濟計劃問題，目的都是要實現(xiàn)經濟領域的控制。如前所述，紐拉特對經濟問題的政治經濟學理解，必然會使他的技治主義理想涂上濃重的烏托邦色彩，但他始終知道可控理性意味著有限理性，無限理性必然將可控性吞噬。所以，紐拉特反對激進的革命，堅持技術治理要服從社會主義和民主制的大框架，主張專家政治不得與民主相沖突。當然，他的類似辯解看起來并沒有太大的說服力，難以消除其主張的明顯的機械性氣質。紐拉特過于強調經濟和計劃，顯然是由他的物理主義和統(tǒng)一科學的立場所決定的。實際上，技術治理常見的實施戰(zhàn)略很多，比如社會測量、計劃體系、智庫體系、科學行政、科學管理、科學城市和綜合性大工程等。[79]技術治理模式應結合不同的國情加以選擇和調適，統(tǒng)籌多種實施戰(zhàn)略，更重要的是諸種戰(zhàn)略的運行都應該具有本體化的特色，既不存在某一種普適戰(zhàn)略（比如計劃），也不存在某種全球通用的唯一模式。

其三，通過物理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完成真理到行動的“治理轉譯”過程。按照休謨的兩分法，科學知識是一種“是如何”的學問，而治理是一種“應如何”的方案，而“是”在純粹邏輯的范圍中是推導不出“應當”的。因此，從科學知識到治理行動的指導性觀念，就要經過復雜的話語轉換過程，筆者將其稱之為“治理轉譯”。對此，紐拉特是通過統(tǒng)一科學概念來完成的。按照紐拉特的觀念，科學之所以要統(tǒng)一，就是要指導實際行動，特別是要指導工人解放的社會主義運動。自然科學知識可以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的活動，而改造社會的活動則需要社會科學的指導。實際上，只有一種統(tǒng)一的科學即物理主義科學，包括物理主義自然科學，也包括物理主義的社會科學和物理主義的哲學即科學哲學。也就是說，紐拉特提出了一種物理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實際上如于貝爾所言，物理主義社會科學哲學是早期邏輯實證主義的重要主張，而不僅是紐拉特一個人如此認為。[80]自然科學知識不能直接指導改造社會的行動，但它蘊含的物理主義主張是可以也必須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這種指導也是清除形而上學，使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的方法論。于是，所有社會科學概念都要放在時空框架中刻畫，且所有的社會行動都必須接受科學理性的指導。這看起來是一種對社會科學進行自然科學化改造的主張。實際上，即使邏輯實證的技治主義將理想的自然科學歸結為物理主義，也不能說明當代自然科學的獨特性，因為我們發(fā)現(xiàn)物理主義觀念不是局限于自然科學中，而是普遍存在于人類觀念的許多地方，尤其是在蘇珊·哈克所稱的探究活動之中。換言之，治理轉譯不是一般理解的直線應用過程，而是一種先升華再擴散的轉譯過程，在其中，社會科學并沒有從屬于自然科學，而是從屬于物理主義并平行于自然科學。從理論上說，這樣的轉譯過程存在無限多的可能解釋，而既有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化只是其中一種。

其四，從工程角度看待世界，堅持泛專家的專家觀念。當可控性被提高到本體論的高度，無論自然世界還是社會世界，都被視為工程活動的對象，因為只有工程世界才是完全滲透可控理性的。這就是為什么技治主義者會最早開始討論環(huán)境保護問題的原因，即不能再任憑環(huán)境自然而然了，而是應將其納入計劃之中，使之成為文明的自然而非野蠻的自然。一般認為的技治主義者忽視環(huán)境問題的想法是錯誤，最早在空想社會主義著作《回顧》中提出環(huán)境保護的愛德華·貝拉米就是技治主義者，而早期提倡建立環(huán)境保護區(qū)的進步主義者與技治主義關系也非常緊密。在工程的視角之下，為當代理性的實踐活動提供知識指導的人都應該被納入專家之中，環(huán)境保護活動則需要環(huán)境工程師的指導。因此，紐拉特的泛專家的理解對應的是工程世界的觀念，而工程世界是從可控科學視角中折射出來的。現(xiàn)實世界中的大型工程項目往往不僅涉及對自然的改造，更牽涉移民、環(huán)境、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同時兼具自然工程和社會工程的屬性。經波普爾和哈耶克的批判，一般認為總體化的烏托邦社會工程既不可行，又極其危險，但他們并沒有否認局部而漸進的社會工程的可能性，[81]而在現(xiàn)實中局部社會工程一直在發(fā)生著。如斯諾所言，的確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分裂的“兩種文化”問題，這正是自然工程-社會工程、自然工程師-社會工程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二分法的背景。在理想狀況中，專家教育應該全面化，不同專家團體應該團結起來，工程目標應該多元化，打破上述二分，共同為人類福祉服務。這實際上也是統(tǒng)一科學的基本精神。

其五，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潮關系密切，因而某些主張尤其是計劃思想與社會主義者的想法有類似之處。在邏輯實證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一直是無法繞過的思想淵源，這與當時維也納學派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緊密相連。奧地利帝制崩潰，各種思想風起云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崛起，除了紐拉特，邏輯實證主義者中很多人如齊爾塞爾等都加入了奧地利民主社會黨，這也是為何統(tǒng)一科學運動后來在美國受到麥卡錫主義壓制的原因。紐拉特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很多人也這么認為，比如于貝爾認為他是社會主義者，波普爾則認為紐拉特是“半社會主義者”；有人則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不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不斷反思的馬克思主義者。[82]紐拉特還將自己主張的物理主義或行為主義的社會學稱為“唯物主義基礎的社會學”[83]。有人認為，紐拉特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84]其一，受馬克思式的唯物主義的影響，認為思想和科學都是改造世界的工具。其二，受馬克思式認識論的影響，認為科學和知識都是集體思維的產物。其三，受馬克思主義前驅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影響，堅持統(tǒng)一科學的百科全書模式。筆者認為，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對紐拉特的影響還在于：第一，紐拉特對反形而上學的理解受到馬克思革命精神的影響。他認為，在反對形而上學方面，科學世界觀與社會主義和唯物主義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參與社會實踐方面，很多科學世界觀的擁護者都努力成為一個戰(zhàn)士。第二，紐拉特的科學史研究思想從根本上受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實際上，左翼科學史方法在這一點上非常突出，典型的如齊爾塞爾的《現(xiàn)代科學的社會起源》，他的“現(xiàn)代科學興起的三個社會階層說”，明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因此他被人稱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85]對科學史的重視，與維也納學派左翼關注和參與現(xiàn)實是有關的，與馬克思主義傾向也是相關的。第三，紐拉特對無產階級與科學技術的關系的理解受到馬克思的明顯影響。紐拉特認為，無產階級能最好地發(fā)揮科學的作用，而資產階級在階級斗爭中日益阻礙科學，社會主義意味著科學的烏托邦的實現(xiàn)，社會主義從總體上依靠新技術和新技術的使用，不會導致失業(yè)。社會主義的生產計劃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載體，無產階級的勝利只會大幅度推動技術進步。總之，從某種意義上說，紐拉特是被忽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典型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