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這一年里，時常有人將金黃的稻穗擺在他的墓前，這是綿延無盡的追憶和思念。

我一直記得第一次采訪袁隆平的情景，那是2007年9月，在安徽蕪湖。蕪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袁老師對這里有特別的感情，他的母親華靜很年輕的時候，曾在蕪湖老城區(qū)的一所學校教英語。或許與此有關，袁老師把他“種三產四”豐產工程放在了這里。那天，袁老師一下中巴車，沒有客套寒暄，順著田埂直接往稻田中間走。他已經77歲了，看到沉甸甸的稻穗，興奮得像個孩子，走路的速度年輕人都跟不上。此后經過現場收割測產，單產724公斤，比上年增長230公斤，順利實現了“種三產四”的目標。當時安徽正在舉全省之力，開展糧食高產攻關的三大行動，“種三產四”豐產工程，無疑是雪中送炭。

在安徽，在湖南，在海南，袁老師不斷給人們送去增產增收的好消息：800公斤、900公斤……到了2021年5月，袁老師離開我們前夕，又傳來了平均畝產1004.83公斤的喜訊。

去年8月，我接到農業(yè)農村部機關黨委的來電，說部里要組織袁隆平先進事跡報告會，希望我能參加這項工作。在組織事跡報告會的日子里，我時常被一個個鮮活的故事感動著。

湖南省農科院黨委書記柏連陽告訴我們，袁老師91歲高齡還堅守在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的稻田旁，這在世界科學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他完全可以坐在長沙的辦公室里，聽學生給他匯報科研數據，也可以讓學生站在稻田里和他視頻。

年近花甲的趙炳然研究員，三十多年來一直跟隨袁老師南繁育種。他說，袁老師有三個孩子，因為科研工作太忙了，一直顧不上，在第二個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就急匆匆地去了海南，臨行前他把孩子緊緊地抱在懷里，親了又親，深情地對妻子說：“我要去找我科研上的孩子了，你就支持我吧，諒解我吧！”趙炳然說：“袁老師每天都要到田里去看看，摸一摸他心愛的稻穗，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從騎自行車下田、騎摩托車下田、自己開小轎車下田，一直到我們開車攙扶著他老人家下田。在他一生的科學實踐中，始終要求自己親自下田，掌握翔實準確的第一手資料。他也要求我們所有科研人員必須下田，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電腦里長不出水稻。’”

雜交水稻中心的吳俊研究員說，袁老師73歲那一年，大家無論如何也不同意他再騎摩托車下田了，于是，他得到了一本由交管部門頒發(fā)的小汽車“特別駕照”，這個“特別”在于只能從院內開到試驗田。“有一次，記者采訪袁老師，他得意地說：‘我就是喜歡飆車。’我們在一旁就想笑，心想，您那算什么飆車??！但袁老師就是這樣，永遠自信爆棚。”

吳俊也曾見過袁老師開會時發(fā)火。那是2018年，在討論一個糧食高產項目指標時，有人提出種植經濟效益好的優(yōu)質稻，有人提出稻田養(yǎng)蝦等混養(yǎng)模式，只要收入能折合1200公斤稻谷就算達標。那年已經88歲的袁老師，一聽這話就生氣了，把本子往桌上一摔，非常嚴肅地說：“我不同意！到了缺糧的時候，錢管什么用？兩個金元寶也換不來一個大饅頭。”

袁定陽是袁隆平的三兒子，高高的個子，話語不多，性格很像他父親。他說：“在我少年的記憶中，很難見上父親一面。他有時候很晚才到家，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有時候三五個月也不回一趟家。我從小跟媽媽一起在安江生活，高中以前，對父親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我多次問媽媽，爸爸在外面干什么，怎么老是不回家？”袁定陽還說起父親寫給奶奶的一封信。1989年，袁定陽的奶奶病危，父親正在長沙主持一個雜交水稻現場會，等他趕回安江，奶奶已經走了，他抱著奶奶號啕大哭。在一個寒冬的深夜，父親給天堂里的奶奶寫了一封信《媽媽，稻子熟了》：“稻子熟了，媽媽，我來看您了。”“我總以為會有時間，會有時間的，等我閑一點，一定好好地陪陪您……”“可我怎么就這么糊涂呢！這么多年，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實驗，少出一天差，坐下來靜靜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湖南雜交水稻中心副主任李莉，原本是一個學油菜的碩士，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她一生的專業(yè)方向。

2006年5月，馬上就要畢業(yè)的李莉，正到處投簡歷找工作。一天，在湖南省農科院雜優(yōu)中心的辦公樓里，袁老師正好迎面走來，這是李莉第一次見到袁隆平院士，還沒有回過神來，袁老師就親切地問她：“你找誰？”“我找工作。”袁老師說：“那到我辦公室來吧。”短短十幾分鐘的英語對話，竟讓李莉完成了入職面試。

袁隆平用他嚴謹的科學態(tài)度，把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學生，當成一棵小苗，用心去澆灌、培育。他希望李莉做一個像他那樣的人，像他那樣熱愛種子的人。他對李莉說：“人就像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

在李莉眼中，袁老師既是一個一生癡情雜交水稻事業(yè)的科學家，也是一個真實可愛、富有生活情趣的老人。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打球游泳專業(yè)水平。他還特別喜歡小動物，尤其是貓。他說，老鼠愛大米，而貓抓老鼠，所以，貓是糧食的守護神。

曾采訪袁老師的幾代記者也有一個共同的感受：他是一個快樂的人，是一個快樂工作的人。他喜歡打氣排球，而且水平相當高，即使80歲以后，也不參加老年組，他覺得和年輕人打球才有意思。記者問他身手為什么這樣敏捷，他笑著說：“只有跑得快，煩惱才跟不上你！”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記者們含淚拍下了這樣的畫面：工作人員用輪椅推著袁老師進入會場，已行動不便的他仍記掛著第三代雜交水稻，希望推廣的步伐快一些，再快一些。

彌留之際，守在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他，新品種的耐鹽濃度達到0.9%，提前兩年達標，袁老師聽后，用盡生命最后的一絲力氣點了點頭，然后閉上了眼睛。站在病床前的家人和學生，輕輕地唱起了他一生最喜愛的歌曲《瀏陽河》：“瀏陽河，彎過了幾道彎，幾十里的水路到湘江………”

送別的那一天，長沙花店里的菊花售罄，明陽山殯儀館外排起了長隊，足有兩公里，三十萬人冒雨送先生最后一程。我想起詩人臧克家的那句詩：“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他一生守望稻田，把稻香送給全世界。他憧憬著禾下乘涼的美夢，希望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希望全人類都吃飽、吃好。他以他的科學精神、科學態(tài)度和家國情懷，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永遠抹不去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