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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好人主義永葆斗爭精神

【摘要】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堅持黨性就必須講原則,不講原則的黨性必然是假黨性;講黨性、講原則就必須敢于斗爭,不愿斗爭、不敢斗爭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講黨性、講原則的。我們不僅要警惕假講黨性、假講原則的政治腐敗,而且要帶頭在講斗爭中更好鍛煉黨性、增強原則,確保我們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

【關鍵詞】斗爭精神 黨性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在2021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原則是共產黨人的重要品格”,談到“‘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指出“共產黨人講黨性、講原則,就要講斗爭。”這警示我們要深刻認識到,斗爭精神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最重要的優(yōu)秀品質之一,講斗爭是講黨性、講原則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為“十個堅持”,“堅持敢于斗爭”是其中之一。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發(fā)表重要講話指出:“擔當和斗爭是一種精神,最需要的是無私的品格和無畏的勇氣。無私者無畏,無畏者才能擔當、能斗爭。擔當和斗爭是一種責任,敢于負責才叫真擔當、真斗爭。”要求年輕干部在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習近平總書記一次次的強調,就是要求全黨清醒認識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的重要性及其緊密關系。

講黨性、講原則與講斗爭是統(tǒng)一整體

作為一個政黨固有的政治本性和根本特性,嚴格而鮮明的黨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最本質特征,也是階級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現(xiàn)和升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黨性是先進階級的階級性,體現(xiàn)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自從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來,斗爭就是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在與落后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堅持斗爭、敢于斗爭。并且,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堅持黨性就必須講原則,不講原則的黨性必然是假黨性;講黨性、講原則就必須敢于斗爭,不愿斗爭、不敢斗爭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講黨性、講原則的。

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非常重視的重大問題,并且他們常常把講黨性、講原則與講斗爭作為統(tǒng)一整體來強調。列寧不僅強調:“嚴格的黨性是階級斗爭高度發(fā)展的伴隨現(xiàn)象和產物。反過來說,為了進行公開而廣泛的階級斗爭,必須發(fā)展嚴格的黨性。”而且強調,覺悟的無產階級政黨“完全應該隨時同非黨性作斗爭”,“嚴格的黨性則是使階級斗爭成為自覺的、明確的、有原則的斗爭的條件之一。”不僅揭示了黨性和階級斗爭、階級性的關系,而且一直是把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作為一個整體來強調的,警示共產黨人必須堅持黨性、堅持原則、堅持斗爭,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毛澤東同志是堅持黨性的楷模,并且一直把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作為一個整體來強調。在延安時期,他多次強調要增強黨性、堅持原則、敢于斗爭,并推動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7月1日通過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明確提出“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的黨性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從而增強黨的先進性。”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不僅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重要報告,旗幟鮮明地指出了黨內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并立場堅定、是非鮮明地堅決與其進行斗爭,還主持制定、編印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等重要文獻,明確了一系列重要原則,就是要求全黨同志要增強黨性、堅持原則、敢于斗爭。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專門為代表題寫了“提高黨性”的贈詞。他強調,提高黨性是黨員真正從思想上入黨的根本途徑和重要保證,而能否從思想上入黨是黨員能否成為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zhàn)士的關鍵。要真正從思想上入黨,就必須加強黨性鍛煉、堅持原則、敢于斗爭。毛澤東同志一直強調要高度重視黨性問題,并要求不斷增強黨性,引導全黨形成強大共識。

習近平總書記也一直非常重視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并且也是把三者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強調。早在1982年8月,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時,習近平就強調:“共產黨人是有鮮明的立場的,支持什么,反對什么,旗幟要鮮明,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態(tài)度要明朗。”號召大家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愛憎分明,與錯誤言行進行堅決斗爭,體現(xiàn)出其鮮明的黨性原則。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發(fā)表重要講話(“8·19”重要講話)時,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堅持黨性,核心就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wěn)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宣傳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堅定宣傳中央關于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并強調這是一個決不能動搖的大原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原則、堅持斗爭。

回首黨的百年奮斗史,我們越來越深刻認識到,堅持黨性是共產黨人必須始終堅持的大原則,而講黨性就必須講原則、講斗爭。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緊密聯(lián)系的統(tǒng)一整體,而講斗爭是關鍵所在,決不能把三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

講斗爭是講黨性、講原則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是在同落后的、反動的勢力進行堅決斗爭中成長起來、發(fā)展壯大的,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一再證明,如果不堅持斗爭、不敢斗爭,就談不上什么真正的黨性和原則,不講斗爭必然是空講黨性、空講原則,實質上是假講黨性、假講原則。講斗爭是講黨性、講原則的必然要求,只有講斗爭才能真正講黨性、講原則,只有在斗爭中才能展現(xiàn)出真正的黨性和原則,真正講黨性、講原則的共產黨人都是堅持斗爭、敢于斗爭的?;厥h的百年光輝歷程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在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落后的、反動的勢力、思想的斗爭中誕生的,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就強調“黨在工會里要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并且是在和落后的、反動的封建主義勢力、資本主義勢力、帝國主義勢力英勇、不懈斗爭中不斷發(fā)展壯大的,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直至今天,也是在繼續(xù)不懈斗爭中進一步發(fā)展壯大的。

講斗爭是講黨性、講原則的必然要求,從毛澤東同志到習近平總書記,我們黨的領袖不僅一直特別強調,而且作出了表率。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同志站在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高度深刻剖析了共產黨人的黨性,不僅毫不客氣地指出主觀主義者的表現(xiàn)、危害、本質以及其與黨性的關系,“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蜃餮葜v,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xiàn)……沒有科學的態(tài)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tǒng)一的態(tài)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而且進一步指出,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態(tài)度、有的放矢的態(tài)度才真正是“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tài)度,就是黨性的表現(xiàn),就是理論和實際統(tǒng)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tài)度。”既深刻揭示了黨性的馬克思主義內涵、不講黨性的主要表現(xiàn)和巨大危害等,又深入論述了講黨性應該堅持的原則、如何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等,引導越來越多人深刻認識到,講斗爭是講黨性、講原則的必然要求,只有講斗爭才是真正講黨性、講原則,真正的共產黨人必須旗幟鮮明地講斗爭,在講斗爭中更加鮮明地凸顯黨性、原則,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中更加理直氣壯地講黨性、講原則。

在新時代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習近平總書記引導全黨對講斗爭是講黨性、講原則的必然要求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不僅特別指出,“堅持原則是共產黨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個干部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而且進一步強調,“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能含糊、決不能退讓,否則就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講原則,小事小節(jié)中也有講原則的問題。黨的干部都要有秉公辦事、鐵面無私的精神,講原則不講面子、講黨性不徇私情。”領袖有要求,全黨就要見行動。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最關鍵的就是要在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是非鮮明,面對錯誤言行敢于亮劍、敢于斗爭,無論大是大非還是小事小節(jié)都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原則、敢于斗爭,決不能含含糊糊、模棱兩可,更不能放棄原則、徇私舞弊甚至出賣黨和國家利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只有堅持原則、敢于斗爭才是真正講黨性,必須講斗爭、講原則才能真正講黨性,在講斗爭、講原則中更好地凸顯黨性、進一步增強黨性,奪取更多偉大勝利。

警惕假講黨性、假講原則的政治腐敗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兩面人”“兩面派”危害巨大,而“好好先生”就是這樣的人。由于種種原因,過去一個時期,在以往的講政治活動等學習教育活動和現(xiàn)實生活中,回避斗爭、不講斗爭甚至污名化斗爭的假講黨性、假講原則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并且是屢禁不止,一些黨員干部口頭上喊著講黨性、講原則,但面對錯誤言行、腐敗問題等卻不敢斗爭、不愿斗爭甚至同流合污,這是一種嚴重的政治腐敗,造成了惡劣影響和巨大危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奉行好人主義的人,沒有公心、只有私心,沒有正氣、只有俗氣,好的是自己,壞的是風氣、是事業(yè)。”就是提醒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高度警惕假講黨性、假講原則的巨大危害,要從嚴懲政治腐敗的高度與假講黨性、假講原則的言行進行堅決斗爭。

警惕虛講政治、假講政治、不講政治等問題。有的人所謂講黨性、講原則只是簡單喊口號、表態(tài)度、做樣子,只是開會講話、發(fā)言、發(fā)文件或者寫一些大而空的表態(tài)文章,卻不體現(xiàn)在具體的實際行動中,并且習慣于當“好好先生”“開明紳士”,對一些損害黨的形象、危害黨的利益的言行一味強調要“寬容”“包容”,常常態(tài)度曖昧、模棱兩可甚至是非不明、黑白顛倒,不愿意為了維護黨和國家利益去進行斗爭,實際上是打著“寬容”“包容”的旗號干著縱容的事情,沒有任何黨性、原則可言;有的人是嘴上喊著講黨性、講原則,實際上卻無視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guī)矩而胡作非為甚至走向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為了個人私利損公肥私,為了小團體、小集團利益而置黨和國家利益于不顧,甚至出賣黨和國家利益;還有的人從內心深處認為講政治、講黨性、講原則特別是講斗爭是“左”或極左的表現(xiàn)、是“文革思維”、是“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作怪,不愿、不肯甚至從內心深處排斥、反對、厭惡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

之所以出現(xiàn)這些問題,就是這些人忘記了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優(yōu)良作風、優(yōu)秀思想,忘記了黨的初心和使命,有的信仰不真、黨性不純、立場不正,有的實際上就是“兩面人”“兩面派”。這些人及其言行雖然是某些地方、部門、單位的個別現(xiàn)象,卻在全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對于不講黨性、不講原則、假講黨性、假講原則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早就意識到了。1979年3月,他就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以及黨內有的人忽視甚至縱容這種思潮的巨大危害性:“社會上有極少數(shù)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雖然這幾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shù),但是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shù)而忽視他們的作用。事實證明,他們不但可以而且已經對我們的事業(yè)造成很大的危害。”1983年10月,他又一次明確指出:“在對現(xiàn)實問題的研究中,也確實產生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情況。有一些同志熱衷于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他類似的問題還不少。比如宣傳抽象民主,直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應當有發(fā)表的自由;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等等。”并進一步明確要求,各級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勇于承擔起責任、切實解決好問題。他強調,必須對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共產黨員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就是要求全黨要是非鮮明、堅持原則、敢于斗爭,并且主要領導同志要帶好頭。

習近平總書記對假講黨性、假講原則的政治腐敗的巨大危害的認識特別清醒。他不僅在“8·19”重要講話中指出,現(xiàn)在,在一些單位和一些人那里,黨的意識淡漠了,黨性原則講得少了。有的對黨的政治紀律、宣傳紀律置若罔聞,根本不當一回事;有的還專門挑那些黨已經明確規(guī)定的政治原則來說事,口無遮攔,毫無顧忌,受到敵對勢力追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且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指出:“黨內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都要講政治、講原則、講規(guī)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隨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娛樂化、庸俗化。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不允許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并且,他還特別指出:“口是心非的‘兩面人’,對黨和人民事業(yè)危害很大,必須及時把他們辨別出來、清除出去。”這些話一針見血,就是給全黨敲警鐘,讓我們看清了不講黨性、不講原則、不講斗爭這種政治腐敗問題的惡劣性質和巨大危害,應該引起我們足夠重視,堅決與不講黨性、不講原則的言行作斗爭。

在講斗爭中更好鍛煉黨性、增強原則

敢于斗爭是我們黨的鮮明品格,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偉大斗爭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國際國內的眾多風險挑戰(zhàn)對講黨性、講原則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zhàn)明顯增多,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斗爭是不切實際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有高度的政治自覺、歷史自覺,深刻認識到共產黨人講黨性、講原則就要講斗爭,勇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員干部特別是各級主要領導干部要帶頭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在講斗爭中更好鍛煉黨性、增強原則,在立破并舉中繼續(xù)大力推進黨的自我革命。

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同志一直堅持不懈地與“左”的、右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斗爭,在斗爭中彰顯黨性和原則,引導越來越多人自覺在講斗爭中更好鍛煉黨性、增強原則。他強調:“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zhàn)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要求大家都要拿起和用好斗爭武器。在談到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的巨大危害以及如何面對這類反動文化時進一步強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就是要求全黨深刻認識破與立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認識到破是立的前提和基礎,不破除舊的就不能建立新的,不破除錯誤的,正確的就難以真正確立起來,必須敢于對錯誤的、反動的舊事物進行揭露、批判、斗爭,在立破并舉中奪取更多偉大勝利。

要在講斗爭中更好鍛煉黨性、增強原則,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fā)表的、后來確定題目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fā)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xiàn)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fā)展的。”特別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就是警示我們,一味妥協(xié)、退讓只能換來屈辱、失敗,如果忽視必要的斗爭、不敢講斗爭就要犯大的錯誤。必須深刻認識到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做好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并且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正是在他的推動下,越來越多黨員干部開始積極主動與落后的、錯誤的、反動的東西進行斗爭。

新時代國內外斗爭形勢依然復雜尖銳,并且呈現(xiàn)出網上網下、國際國內斗爭密切交織的特點,這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必須敢于亮劍、敢于斗爭。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在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都與西方國家存在完全的不同,這就決定了我們同西方國家的斗爭和較量是不可調和的,因而必然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十分尖銳的。西方國家不論從國際戰(zhàn)略格局上來說,還是從意識形態(tài)上來說,都絕不會希望看到像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順利實現(xiàn)和平與發(fā)展的。而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搞垮我們的領導、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提醒我們要深刻認識到斗爭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決不能一廂情愿、自欺欺人地一味妥協(xié)、退讓,怕、躲都是沒有用的,必須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中所要求:要增強斗爭精神,強化政治擔當,敢于亮劍、善于斗爭,發(fā)現(xiàn)違反政治紀律、危害政治安全的行為堅決抵制,做勇于斗爭的“戰(zhàn)士”,不做愛惜羽毛的“紳士”,嚴防對挑戰(zhàn)政治底線的錯誤言論和不良風氣聽之任之、逃避責任、失職失察。就是要求全黨必須主動斗爭、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決不能回避、逃避甚至拒絕斗爭。在2021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更是用“信念堅定、對黨忠誠,注重實際、實事求是,勇于擔當、善于作為,堅持原則、敢于斗爭,嚴守規(guī)矩、不逾底線,勤學苦練、增強本領”48個字對新時代黨員干部提出要求,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始終堅持原則、敢于斗爭,進一步弘揚斗爭精神,為了黨的事業(yè)不計較個人得失,勇于奉獻甚至不怕犧牲,切實做到在旗幟鮮明講政治、講黨性、講原則方面理論徹底、行動堅決、言行一致。對言行不一、陽奉陰違的要進行批評教育甚至予以嚴懲,引導全黨同志積極做好斗爭準備、努力增強斗爭本領,真正做到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在講斗爭中更好鍛煉黨性、增強原則,在大力推進講黨性、講原則、講斗爭中進一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tài)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創(chuàng)新工程首席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秘書長)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啟示研究”(項目編號:20AKS020)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④《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年。

⑤《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⑥《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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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谷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