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三強(1913.10.16—1992.6.28),原名錢秉穹,出生于浙江紹興(原籍浙江湖州市),核物理學家,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36年從清華大學本科畢業(yè);1937年到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里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1940年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1946年獲得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1947年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導師;1948年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1950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1951年接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1954年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6年擔任第三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1958年2月11日改為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即“二機部”);1978年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和副院長;1978年至1982年兼任浙江大學校長;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錢三強用自己奉獻的一生標注出中國核武器的轉折點,他被譽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他是“從牛到愛”的踐行者、裂變之光的發(fā)現(xiàn)者、核能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赤誠純粹的愛國者。在科學研究上的創(chuàng)新力,戰(zhàn)略判斷上的預見力,“兩彈”研制上的領導力,道德品行上的感召力,社會發(fā)展上的影響力,充分說明錢三強是戰(zhàn)略科學家的杰出典范,老一輩科技工作者的卓越代表,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輝榜樣。
家學淵源筑就人生底色
錢三強出身于浙江湖州一個書香世家,父親錢玄同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早年赴日留學,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錢三強本名秉穹,意為“秉性純良,志存天穹”。他少年時代即隨父在北京生活,就讀于蔡元培任校長的孔德中學,這所學校非常開明,是一所與私塾完全不同的新式學校,學校除了抓德、智、體“三育”外,還重視美育、勞動、音樂。剛進入初中錢三強就成了班上籃球隊的隊員,他在籃球隊中年齡排行第三且成績出色,隊員便送給他一個綽號“三強”。父親錢玄同無意中得知,覺得“三強”兩字不僅通俗易懂,而且寓意“品德強、身體強、學識強”。1926年后,“三強”兩字便替代了“秉穹”。
1930年,17歲的錢三強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2年,又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師從留美歸來的葉企孫、吳有訓、趙忠堯和薩本棟等著名教授。錢玄同于1933年手書“從牛到愛”,希望錢三強能發(fā)揚屬牛的那股“牛勁”,像牛一般勤勉,向著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方向前進。“從牛到愛”這四字箴言成為錢三強的座右銘,時時刻刻鞭策著他。“從牛到愛”成為他終生行事的準則,也預示著他的人生發(fā)展軌跡:“鉚足牛勁”刻苦鉆研,“勇執(zhí)牛耳”舍我其誰,甘當為民服務的“孺子牛”、為原子能事業(yè)奠基的“拓荒牛”、樸實無華的“老黃牛”。
1936年,錢三強擔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嚴濟慈所長的助理。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本就患有高血壓的錢玄同因憂憤國事而病情加重。家國罹難,錢三強準備放棄已經考取的赴法學習鐳學的名額。父親卻教導他:一個男子漢近憂是應該的,但必須有遠慮,中國現(xiàn)在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你就要去法國學習最先進的技術。他鼓勵錢三強抓住機遇,在當時物理學研究最尖端的鐳學領域取得成績,方能報效祖國。
青年才俊發(fā)現(xiàn)裂變之光
錢三強登上了開往法國的輪船,也開啟了自己探索裂變之光的旅程。在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里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夫婦的指導下,錢三強很快完成了博士論文《α粒子與質子的碰撞》,獲得了博士學位。1946年春,錢三強與夫人何澤慧合作發(fā)現(xiàn)了鈾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xiàn)象,并因此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這一發(fā)現(xiàn)被認為是二戰(zhàn)后核物理研究的重要成果,西方媒體用《中國的居里夫婦發(fā)現(xiàn)了原子核新分裂法》這樣的標題予以報道。除了自己的論文研究工作以外,錢三強在實驗室里總是主動承擔各種額外工作,他的勤奮好學、善于鉆研、樂于助人等優(yōu)秀品質受到老師和同事的充分肯定。
錢三強成為獲得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金的第一位中國學者,并被聘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導師。由于在學習和科研工作中表現(xiàn)出突出的科研能力和杰出的組織能力,約里奧·居里夫婦在對錢三強的評語中寫道:他對科學事業(yè)滿腔熱忱,并且聰慧有創(chuàng)見。錢先生還是一位優(yōu)秀的組織工作者,在精神、科學與技術方面,他具備研究機構的領導者所擁有的各種品德。
那時,所有人都認定錢三強夫婦將會留在歐洲從事科學研究,但強烈的科學救國信念促使他們毅然放棄了國外優(yōu)越的條件決定回國,為祖國的強盛貢獻自己的力量。1948年,錢三強找到了中共駐歐洲的負責人,提出要求回國的心愿。錢三強后來解釋了回國的動因:雖然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都是有祖國的。正因為祖國貧窮落后,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努力去改變她的面貌。1948年5月,錢三強夫婦抱著剛半歲的女兒,回到戰(zhàn)亂中的祖國,開始了他為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yè)奮斗的歷程。
“兩彈元勛”奠基核能事業(yè)
錢三強為中國科學院的建立和新中國科技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奠基性貢獻,他的組織工作對中國科學院而言猶如“制禮作樂”。他主張以蘇聯(lián)、法國科學院為雛形,設立中國自己的“國家科學院”。他參與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勾畫了科學院的基本框架,為科學院的籌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竺可楨評價錢三強:錢實為科學院最初組織時之靈魂也。
從新中國成立起,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工作。他在中國科學院擔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由于儀器設備奇缺,研究所成員只好騎著自行車大街小巷跑舊貨攤、廢品站找零件,自己制造儀器。錢三強于195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在轉正報告中寫道:我要求黨給我努力的機會,允許我轉正,我保證今后向達到黨員的標準努力奮斗。1955年,黨中央決定發(fā)展本國核力量,錢三強負責制定原子能發(fā)展規(guī)劃。1956年,主導核武器研究的第三機械工業(yè)部成立(后改為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即“二機部”),錢三強被任命為主管科研業(yè)務的副部長。1958年,錢三強領導建成中國第一個重水型原子反應堆、第一臺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的儀器設備,為我國進一步發(fā)展核科學技術奠定了基礎。他還協(xié)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建立起技術物理系、原子核物理系等,為中國核科學和核工業(yè)培養(yǎng)人才。1959年6月,蘇聯(lián)單方面終止中蘇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撤走了全部專家。錢三強臨危受命,擔任了中國核彈研究技術上的總負責人、總設計師。
錢三強以一個戰(zhàn)略科學家的深邃眼光和洞察力很早就認識到原子能科學研究在國家發(fā)展中的重要性,并積極投入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中國原子能的科學事業(yè)中。他的科學預見性在氫彈研制過程中體現(xiàn)得更為充分。早在1960年6月,他就提出:氫彈是要以原子彈做引爆器,但它與原子彈有不同的原理和規(guī)律,與輕核聚變反應有關的理論問題,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遲。在研究原子彈的同時,他就組織了一批理論物理學家對熱核反應機理進行了探索性研究,為氫彈研制作了理論準備,促成了中國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僅兩年零八個月,就研制成功了氫彈。“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彭桓武認為:錢三強重視“預為謀”,即事先的計劃和準備。
“為核聚才”只為國家利益
錢三強為核聚才,有愛才之心、識才之眼、聚才之能、選才之法、用才之魄。他領導的原子能所有“滿門忠烈”之譽。作為原子彈工程組織者和實施者,他從全國范圍內調兵遣將,將最優(yōu)秀的人才推薦到核武器研究所,舉薦王淦昌、彭桓武擔任原子能所副所長。為了找到能承擔核武器爆炸力學工作的人,他專門拜訪錢學森,請應用力學家郭永懷參加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制攻關時期舉薦朱光亞來擔任李覺將軍的助手。他又親自找鄧稼先談話并任命其為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在后來的原子彈研制工程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數(shù)百名科技精英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包括實驗物理學家趙忠堯、楊澄中、戴傳曾等;理論物理學家鄧稼先、朱洪元、王承書等;放射理論化學家楊承宗、肖倫等;計算機和真空器件專家夏培肅、范新弼等。據(jù)統(tǒng)計,從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國輸送科技人員914人,在被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有15人由錢三強動員回國,其中7人由他直接推薦到核武器研制一線。
錢三強推薦人才遵循的原則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優(yōu)先位置,以事業(yè)發(fā)展需要為重,注重在實踐中考察人,著重考察人才的道德品質和工作能力,把最優(yōu)秀、最合適的人才推薦到最恰當?shù)膷徫簧先?,勇于讓年輕人脫穎而出。錢三強反復強調:舍得把最好、最頂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關鍵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還是我的。1993年,二機部原部長宋任窮對錢三強給予中肯評價:錢三強在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中,有獨特的貢獻。在普及原子能知識,培養(yǎng)、推薦科技人才,建立綜合性科技基地,引進和吸收外來技術,組織領導重大科技攻關和科技協(xié)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作用。
真誠純粹盡顯大家風范
愛因斯坦在悼念瑪麗·居里逝世一周年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創(chuàng)造才能對道德品質的依賴關系: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這個評價同樣適合錢三強。周光召曾經這樣評價錢三強:“熟悉錢先生的人,不會忘記他那寬闊的胸懷,勇挑重擔的氣魄,杰出的組織才能,甘為人梯的精神,謙遜樸實的作風,以及只求奉獻不求索取的高風亮節(jié)。在錢先生身上,科學和道德達到了高度的統(tǒng)一。”為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錢三強的事跡和品格是“兩彈一星”精神的最佳注解。
像很多科學大家一樣,他們往往做人簡單,做事認真,把時間和精力聚焦在他們心目中最有價值的科學事業(yè)上。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原子彈之父”,而更愿意以“卵石”“沙粒”自居:我作為一個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鋪墊在千軍萬馬去奪取勝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興、欣慰!同事們回憶起錢三強的感受是:看不出他是大科學家,他比普通人還普通。
“學以致用,報效祖國”是錢三強畢生的追求。在戰(zhàn)亂中獻身科學事業(yè),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毅然歸國。在攀登科學高峰的道路上,他深深的足跡印刻著對科學的堅定信仰和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他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祖國,實現(xiàn)了自己“光明的中國,讓我的生命為你燃燒”的報國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