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意圖將中國視為國內政治衰敗的“替罪羊”和全球化負面沖擊的“背鍋俠”，并推出“規(guī)鎖”戰(zhàn)略企圖將中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將意識形態(tài)沖突內化為不公平競爭、政府補貼、國有企業(yè)、勞工權益等“技術—貿易—產業(yè)”問題，其遏制思維充滿悖論，違背了時代潮流和世界公意。中國化解遏制之道，是將外交戰(zhàn)略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以人類共同價值超越普世價值，倡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遏制 脫鉤 “規(guī)鎖” 敘事之爭 【中圖分類號】D07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美國宣布對華接觸政策失敗，從原來的“接觸+遏制”轉為純粹的遏制和打壓。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美國對華采取軟遏制，即規(guī)則和話語權的遏制。由于重整聯盟體系、重塑全球供應鏈，才能對付自成一體的中國，于是美國采取選擇性遏制、部分脫鉤，從全球價值鏈上“規(guī)鎖”中國。在數字文明時代，分析美國遏制思維背后的歷史與邏輯，揭示遏制悖論，探討化解之道，成為中國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課題。

遏制的歷史：自我實現的預言

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在1904年發(fā)表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中最先提出了地緣政治戰(zhàn)略“遏制”（containment）的思想理念。受二戰(zhàn)時期蘇聯擴張的刺激，出于爭奪歐亞大陸這一稱為“世界島”的“邊緣地帶”，防止敵對國家統(tǒng)治歐亞大陸的目的，1946年2月22日，身為美國駐蘇聯代辦的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發(fā)回了一封長達8000字的電文，對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必須把蘇聯看作政治上的敵手，采取強硬政策，這為遏制戰(zhàn)略奠定了理論基礎。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學者福山宣稱“歷史終結”，推動美國加速北約東擴，但遭遇“911”恐怖襲擊，陷入伊拉克、阿富汗戰(zhàn)爭泥潭，二十年后才從阿富汗倉皇逃離。事實一再證明，遏制戰(zhàn)略的出臺與推行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于從工業(yè)文明向數字文明轉型之際。中西競爭已進入社會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質性競爭層面，并從全球化核心技術之爭向標準之爭、規(guī)則之爭等軟實力競爭延展。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話語權競爭是中西軟實力競爭的重要內容，越來越表現為敘事之爭。2021年4月28日，美國總統(tǒng)拜登上任100天之際在國會首度發(fā)表演講，稱中美關系是一場21世紀的競爭，是民主和專制的競爭。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單打獨斗和粗魯蠻干，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更精細、系統(tǒng)、專業(yè)，聯合盟友采取“三部曲”，即“美中兩國在應該競爭的地方競爭，在可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就這樣，遏制思維從地緣政治的遏制、冷戰(zhàn)的遏制向全球化的遏制演變。

遏制的邏輯：心理、世界觀與戰(zhàn)略選擇

遏制思想的出臺和實施，是認知心理、世界觀和宗教情結綜合因素作祟。

遏制悖論還是全球化的美國悖論？隨著美國國內體制的衰敗和治理亂象的日益凸顯，遏制中國表面上成為兩黨共識，實際上折射了兩黨推卸責任、黨同伐異的無奈。美國學術界曾大力炒作《克勞備忘錄》這一歷史上著名的國務文獻，通過分析這一歷史文本，揭示導致一戰(zhàn)前英德兩國逐步走向對抗的內在機理，闡明其對當今中美關系的啟示。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陷阱一樣，美國遇到挑戰(zhàn)不首先反省自己，反而責怪別人，《克勞備忘錄》將中國塑造為一戰(zhàn)前的德國或二戰(zhàn)后的蘇聯，而忘記今非昔比，自己恰恰是過去的德國或蘇聯。遏制中國是將中國視為美國國內政治衰敗和全球化負面沖擊的“替罪羊”，完全是諱疾忌醫(yī)、掩耳盜鈴，耽誤自我改革和適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兩面靠洋的安全感還是不安全感？美國是兩面靠洋的國家，這既是美國的優(yōu)越感，又是美國對歐亞大陸這一“世界島”產生不安全感的源頭。“在地緣政治的分析框架內，美國在地理上受到包圍”。黨的十九大閉幕不久，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高級戰(zhàn)略顧問班農在日本的演講就是這種心理的典型反映。他宣稱“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稱霸世界的大戰(zhàn)略，將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的陸權論、美國軍事理論家馬漢的海權論及美國國際政治學家斯派克曼關于從海洋向內陸的溝通線理論三大地緣政治理論運用到極致，稱美國將因此而成為孤島。

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性人物米爾斯海默稱，海洋的阻遏作用使得美國無法擁有全球霸權，只能采取離岸制衡戰(zhàn)略，而最大的實力才能確保最大的安全感，于是形成“大國政治的悲劇”。其實，“世上沒有絕對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國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別國的動蕩之上，他國的威脅也可能成為本國的挑戰(zhàn)”。“遏制”在英文中的名詞是containment，動詞是contain，其主要含義是牽制、容納、克制。美國遏制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國力增強所帶來的挑戰(zhàn)牢牢地限制在美國主導下的框架之內。換言之，美國要把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的增長所帶來的新的國際戰(zhàn)略，裝在美國定義的戰(zhàn)略安全的容器之中。遏制戰(zhàn)略的自大與矛盾表露無疑。

基督教一元論的自以為是還是無能為力？遏制思想的源頭是《圣經》，美國人篤信人類的未來取決于兩大陣營之間的斗爭，即否定上帝和信奉上帝兩方的斗爭。貫穿整個冷戰(zhàn)過程作為美國識別威脅基本出發(fā)點的自由，實際上是決定美國國家利益的內在基礎。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強有力的世界觀，一種強烈的宗教一元論的改造世界的使命。所謂的接觸政策折射的是宗教版皈依觀，其實質反映為“鉚合”戰(zhàn)略。

當美國實力不濟，基督教的一元論讓位于遏制主義的現實主義戰(zhàn)略，兩者從不同層面體現濃厚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家（美國）性，折射美國霸權興衰。美國政治學家摩根索的經典現實主義大廈于二戰(zhàn)結束后不久建立，是美國作為世界性大國權力接近巔峰時期的學理表達，其以GNP（國民生產總值）為主要衡量指標的物質力量約占世界的一半。進入冷戰(zhàn)時期，遏制、威懾、理性選擇理論及行為主義之所以大行其道，除了周邊學科發(fā)展的滲透外，很大程度是服務于美國與蘇聯爭霸的時代需要。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80年代以來，由石油危機引發(fā)的美國經濟滯脹，使美國在物質世界的優(yōu)勢地位迅速下滑，而國際機制作用日益增強，新自由主義即是準確地抓住這一時代矛盾，為打造美國霸權機制服務；新現實主義也以強調國際社會的結構因素而超越了經典現實主義。及至冷戰(zhàn)終結前后，隨著敵對力量的削弱，美國國際關系學者抓住歷史性時機，大力塑造整個西方和人類文明的身份與認同，進一步確立其話語霸權地位。于是，強調主觀世界的建構主義迅速崛起，自由主義歡呼雀躍而精彩紛呈，美國式的“天定命運觀”轉化為“歷史的終結”等學說，“美國例外論”則以“文明沖突論”等折射其悲觀性內涵。

二元對立世界觀是動力還是助力？西方哲學中一直存在一種意識與存在、人與物、唯心與唯物的傲然對立。可以說，西方哲學中的二元論理念是造成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根源。法國哲學家德里達認為傳統(tǒng)哲學把握世界的一個最基本模式就是二元對立。他們見到的是一種鮮明的等級關系，兩個對立項絕對不能合并相處。其中一項在價值、邏輯等方面總會統(tǒng)轄另一項，占據統(tǒng)治地位。一元論的世界觀、二元對立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及微觀層面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構成社會認知，并以它們?yōu)闇贤ㄔ捳Z與社會認知的中介。二戰(zhàn)后美國政府“遏制”話語生成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操控也就顯露無疑了。

二元對立世界觀對于美國對華遏制思維而言，既是動力，也是助力。動力是制造敵人，同仇敵愾；助力是始終誤判中國，糾結于“誰失去中國”的偽命題，服務于軍工復合體代表性利益集團，出現“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的搖擺。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西方話語體系中的“中國悖論”現象日益凸顯：中國越成功，國際形象似乎越差；中國越積極援助世界，質疑聲似乎越來越多；中國硬實力越上升，軟實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動典型地反映出中國和西方關于生命—生活、國家—個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質分歧。

遏制的超越：數字文明的命運共同體

“每一次文明的演進，本質都是技術驅動下人類文明之樹的突破性成長。工業(yè)文明時代，海陸空交通運輸工具的普及，促進了資本、人力要素的全球化流動，推動機械動力成為主要生產力，催生了工業(yè)經濟和現代社會形態(tài)。今天，我們正處于從工業(yè)文明邁入數字文明的重要關口，5G的誕生也加速了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的泛在部署，推動了信息技術、數據要素的深度應用，‘數智生產力’應運而生。”數字文明是一種基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qū)塊鏈等新一代智能的信息通信技術，以高科技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態(tài)，核心是大數據的創(chuàng)新和應用，包括數據挖掘、數據互認、數據治理等，形成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fā)展邏輯，在更高層面上促進物質資料生產不斷發(fā)展、精神生活不斷豐富。數字文明時代，取代遏制戰(zhàn)略的是“規(guī)鎖”（confinement）戰(zhàn)略，該戰(zhàn)略試圖將中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將意識形態(tài)沖突內化為不公平競爭、政府補貼、國有企業(yè)、勞工權益等“技術—貿易—產業(yè)”問題，為打造去中國化的全球技術供應鏈造勢。

然而，觀念的變遷總是落后于格局轉變，尤其美國是自以為是的決策者。“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zhàn)思維、零和博弈老框框內。”美國人為制造數字鐵幕，對華發(fā)動技術冷戰(zhàn)，強化保護主義政策，將數字技術政治化、安全化、壁壘化。拜登政府大搞“小院高墻”，進一步加大技術封鎖，打壓中國行業(yè)和企業(yè)，強化數字供應鏈管理，鞏固數字治理規(guī)則制定權的優(yōu)勢，加強提升技術研發(fā)的能力。

今天，工業(yè)經濟依然存在，數字經濟正在全面崛起。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數字經濟時代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催生的思維理念。數字經濟所推動的產業(yè)體系遠遠超過傳統(tǒng)實體經濟的產業(yè)體系，其中最大的差別是產業(yè)鏈的不可分割性和依存性。以芯片為例，芯片所涉及的產業(yè)分為幾十個大類，上千個小類，五十個學科，上千個工序。所有產業(yè)鏈都是超長產業(yè)鏈，無法切割，和我們理解的傳統(tǒng)實體經濟是不同的。工業(yè)經濟時代主要按照行業(yè)門類來組織創(chuàng)新過程，人為設置理、工、農、醫(yī)等學科專業(yè)，區(qū)分一、二、三等產業(yè)類型，行業(yè)之間邊界清晰，“井水不犯河水”。在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中，“互聯網+”“大數據+”乃至“人工智能（AI）+”如同架起了一座可以暢通于任何行業(yè)的橋梁，組織邊界、地域邊界、技術邊界、行業(yè)邊界日益模糊，逐漸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體。

在數字文明時代，中美是融合創(chuàng)新關系，遏制是落后的基督教一元世界觀和二元對立思維，充滿了悖論，違背時代潮流和世界公意。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于工業(yè)文明向數字文明、生態(tài)文明轉換的時期。遏制戰(zhàn)略所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無法適應時代之變。“為什么在西方真正認識到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并采取實際行動的人并不多。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實體思維方式可能是其根本原因之一，它內在地阻止人們覺察到，我們相互內在于對方之中。印歐語言本質上把世界看作由實體構成，因為我們是用語言思維的，印歐語句通常圍繞句子的主語來構造，把各種屬性和特征歸結于主語，講述同一個主語在另一句子中發(fā)生了什么，同時以第三人稱來陳述主語的行為，主語在每一個句子中所指的都是同一個存在。當西方哲學家思考時，就把這個主語當作不變的實體，并認為這個實體是特征變化和行為差異的基礎。”

應對遏制的不是反遏制，而是超越遏制。“今天，人類社會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是敵視對立還是相互尊重？是封閉脫鉤還是開放合作？是零和博弈還是互利共贏？選擇就在我們手中，責任就在我們肩上。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個家園。面對共同挑戰(zhàn)，任何國家任何人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遏制思維不僅是對中國的誤讀，也是對世界的誤讀；不僅是對傳統(tǒng)領域的誤導，更是對新興領域發(fā)展的阻礙。面對全球公域，中國倡導“要秉持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原則，把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等領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競技場”，而遏制戰(zhàn)略恰恰背道而馳。

在數字文明時代，經過偉大斗爭，人們最終會認識到中美是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群龍無首”是《易經》乾卦的最高境界，乾卦又是《易經》的根本核心。“群龍無首”的“群”從個人修養(yǎng)而言是無為（道家）、無相（佛家），從社會形態(tài)而言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高境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萬類霜天競自由，各自都是一條龍，相互關愛，沒人出來稱霸（無首）。進入區(qū)塊鏈、萬物互聯的技術時代，去中心結構、去權威和去霸權才是時代的潮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對霸權時代的告別，對時代潮流的順應。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借鑒并超越了西方共同體思想與人類學，尤其是社會學的個體—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論、倫理學的契約與功利主義、政治學的世界主義和社群主義、法學的萬民法與正義論、宗教學的普世主義與多元主義，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論的封閉性與排他性，彰顯世俗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正如費孝通先生指出的：“他們（即西方社會）常常由若干人組成一個個的團體。團體是有一定界限的，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團體里的人是一伙，對于團體的關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事先規(guī)定的。”

中國化解遏制之道，是將外交戰(zhàn)略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以人類共同價值超越普世價值，倡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遏制，回歸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美國戰(zhàn)略之幸，中美關系之幸，人類之幸。

（作者為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導，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開啟第二個百年新征程”重大研究專項“未來30年西方主要國家發(fā)展趨勢預測”（項目編號：18VBN008）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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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責編/靳佳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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