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深切、聚焦。兼具本土化與全球化的中國輿論場已然成為世界輿論場的重要“分場”，出現了很多值得關注的新特點和新變量：中國輿論場與世界輿論場相融相通，話語權西強東弱、東升西降；輿論生態(tài)結構呈現媒體融合、平臺鏈化和算法邏輯的特點；官方媒體逐步建立起新型主流媒體矩陣傳播體系，新聞發(fā)言人和橋接群體跨文化影響力凸顯；輿論環(huán)境呈現出情感化、隱蔽化與交鋒激烈化特征。

【關鍵詞】輿論場 國際傳播 媒體融合 跨文化傳播 橋接群體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輿論是現實與人心的雙重映射，其“量”與“度”反映著人類社會變化的速度與程度。一方面人類正共同經歷著科技加速突破、經濟飛速向前、文化多元繁榮的發(fā)展機遇，另一方面也經受著新冠肺炎肆虐、地緣沖突不斷、社會矛盾激增的嚴峻挑戰(zhàn)。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全球化，讓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休戚與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著世界舞臺中心，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深切、聚焦?，F實與人心隨網絡連通和媒介融合而多重交匯，兼具本土化與全球化的中國輿論場已然成為世界輿論場的重要“分場”。

中國輿論場與世界輿論場

在新舊媒體信息生產的要件、流程和內容都發(fā)生革新之時，多元傳播主體共存已經成為網絡傳播場域中的基本形態(tài)，于是，關于傳統(tǒng)媒體輿論場與新媒介輿論場、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等“二元論”的討論一時甚囂塵上。通過業(yè)界多年的媒介融合實踐和學界對相關理論概念的探究，對于互聯網輿論格局的認知發(fā)生了從對立的“兩個輿論場”走向融合的“多元主體”的轉向，目前對于“一個輿論場”的判斷已經達成基本共識。

在世界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當下，中國的發(fā)展備受世界矚目。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家戰(zhàn)略理念下，關于輿論、輿論場等相關問題的探討，也從單一關注國內輿論引導擴展至全球媒介治理范疇，即中國輿論場與世界輿論場之間的關系與問題成為研究焦點。從現實主義角度看，國際輿論是國家之間競爭的重要場域；從新自由制度主義角度看，國際輿論是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從建構主義角度看，世界被國際輿論場中的“話語”所建構。微觀上看，當下中國輿論場與世界輿論場間存在著來自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領域的干預與阻隔，但宏觀上看，即從媒介技術和媒體平臺融合的現實，到“一個輿論場”的基本共識，再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理念，若將中國輿論場與世界輿論場置于二元對立之中，那么國家主體之間最終形成的是通過議程設置和框架進行的話語權爭奪的競爭關系，而非協同的對話。這既不符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理念，也沒有遵循平臺媒介技術發(fā)展趨向融合的客觀事實。這里并不是要忽視國家間存在的競爭現實，而是倡導以系統(tǒng)協同作為國際關系的基礎思維，從系統(tǒng)論出發(fā)審視當下中國輿論場的特征與可能變量，以發(fā)現中國同世界協同的可能。

當下輿論場的本質是對社會現實和人心活動的反映，包括各國人民內部的矛盾，世界各國之間的矛盾及人類共同面對的如環(huán)境破壞、自然災害、疫情肆虐、貧困及科技反噬等問題與矛盾，因全球化主體、問題和媒介的出現，世界輿論場才成為可能。從現實結構上看，世界輿論場是各國輿論場之和，即中國輿論場既是世界輿論場的組成部分，同時又部分反映著世界輿論。

中國輿論場的新特點

第一，話語權力格局：西強東弱，東升西降。當今世界話語權力的現實格局依舊是西強東弱，但東升西降的趨勢已初現端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方面取得了飛速發(fā)展和重大突破，但國家話語權等軟實力并未充分發(fā)展，時而遭受西方國家的輿論干擾。近年來，我國逐漸重視國家傳播能力的建設，伴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逐步提升國際話語權，中國逐漸從全球治理的旁觀者向引領者的方向轉變。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xù)不斷的大考面前，中國不僅因國家制度優(yōu)勢和超強的組織能力成功開展了疫情防控工作，并且通過在國際輿論場上主動發(fā)聲、公開信息、積極援助及合作抗疫等行動不斷向世界展示大國擔當，中國正面積極的形象逐漸展現在世界舞臺之中。東升西降的國際話語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變遷中逐漸開啟。除此之外，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性活動，不斷向世界傳遞善意。北京是全球唯一的“雙奧之城”，從2008年到2022年，中國借助奧運符號向世界連續(xù)展示了自身快速的變化與發(fā)展，Sensor Tower數據顯示，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始僅一周時間內，TikTok在美國的安裝量就超過了170萬次，國際輿論場中逐漸開始出現來自中國的媒體產品鏈、供應鏈和價值鏈， 中國聲音逐漸唱響全球。

第二，輿論生態(tài)結構：媒體融合、平臺鏈化和算法邏輯。當前，中國輿論場的媒介空間結構呈現出媒體融合、平臺鏈化和算法邏輯的新特征。從2014年中央提出“推動傳統(tǒng)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fā)展”至今，我國的媒體融合改革已經擁有了豐富實踐與經驗。在中央的部署和政策的支持下，我國的媒體融合從中央到地方通過四級融合發(fā)展布局逐漸落實，目前基本形成了技術先導、移動優(yōu)先、功能多樣的全媒體矩陣。在新的發(fā)展階段，我國的媒介融合不僅在媒體內容、形式、模態(tài)、方法、業(yè)態(tài)、體制、機制方面進行了創(chuàng)新，同時進行了精準化的深入改革，已經逐漸形成了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fā)展、協同高效的全媒體新格局，具備網絡思維的四級傳播生態(tài)體系已經初具雛形。

在技術和資本的雙重裹挾下，媒體融合成為一種全球趨勢。中國輿論場的媒介空間在媒體融合的過程中呈現出平臺鏈化的特征。輿論空間平臺化或者平臺型媒體擁有商業(yè)化、智能化、社交化、圈層化、流動化和復雜化等具體特征。其中輿論的生成體現著平臺鏈化的過程，即輿論通過多平臺之間的產品鏈化、供應鏈化和價值鏈化最終形成跨越媒介平臺、形式多樣、影響廣泛、多重內涵的輿論聲音，在這樣的媒介空間中，輿論場之間的互動非常復雜。輿論空間的平臺鏈化特征包含了國內與國外輿論場的連通。例如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冰墩墩在全世界范圍內引發(fā)的“一墩難求”景象等事件引發(fā)的輿論，在公共和商業(yè)的媒介平臺之間不斷流動。

輿論空間的平臺鏈化過程中，社交機器人有著影響輿論生成邏輯的能力。社交機器人本質上是一種數據技術工具，通過社交機器人能自動生產內容、構建網絡和信息分發(fā)，并且可以通過操縱數據模擬出具有部分人格特征的主體。當下，“人+社交機器人”模式下開展的傳播活動已成為現實社會圖景，成為當下輿論生態(tài)重要的技術特征。

第三，輿論主體新特征：官方媒體、新聞發(fā)言人與橋接群體。官方媒體以開放的姿態(tài)逐步建立起新型主流媒體矩陣傳播體系。近幾年，以人民日報、人民網、央視新聞和CGTN等為代表的中國官方媒體，根據不同區(qū)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特點，采取分層、分類、分群的精準傳播策略，分別進入如嗶哩嗶哩、抖音、微博、Twitter、Facebook、YouTube及TikTok等國內外社交媒體平臺中扎根運營，根據平臺特征和用戶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遞信息，講述中國故事，形成多平臺鏈化的立體信息傳播格局，同時融合內宣與外宣，串聯圈層，沖破繭房，澄清謠言，證實證偽，傳遞價值，做到入腦贏心，引導輿論與外宣工作。面向海外，中國官方媒體通過借船出海、借嘴說話等方式，積極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qū)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將內宣與外宣緊密統(tǒng)一，逐漸形成全面、立體、廣泛的新型主流媒體矩陣傳播體系。在新型主流媒體建設過程中有很多成功的嘗試，其中外交部新聞發(fā)言人的成功出圈、出海就是一例。

社交媒體中的新聞發(fā)言人呈現出兼具外宣、外交與內宣的三重功能特征。社交媒體中的傳播過程更類似于人際傳播，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蘊含情緒和態(tài)度的信息，它們作為語境又對語言或文字信息進行意義解碼，最終產生更加豐富的意涵。在中國輿論場中，新聞發(fā)言人的精彩回答片段被上傳至社交媒體中，經反復傳播與轉發(fā)，新聞發(fā)言人的個人化表達被社交媒體放大而收獲巨大流量，其影響力的實質效果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外交職能范圍，同時兼具著內部宣傳與民眾達成認同、外部宣傳澄清是非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全球社交媒體平臺上，同時具有多文化影響力的“網紅”逐漸增多，他們通過跨文化內容搬運方式在不同國家、不同平臺中獲取粉絲和流量，其連接中外輿論場的能力和影響力日趨凸顯。

跨文化內容搬運者是連接本土與世界的日常生活內容的群體。這類群體活躍于國內外各個社交媒介平臺之中，也有學者稱他/她們?yōu)闃蚪由缛?bridging community)，“即指代擁有多元文化背景、有能力和意愿內化超過一種文化，并依照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形成不同規(guī)模的實體或虛擬社群的人” 。這一群體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將中國的故事搬運出去，例如李子柒和記錄中國生活的“洋網紅”（如英國的Jason Lightfoot的“@Living in China”等）；另一類將外面的故事搬進來，例如分享在美國日常生活的“@毒角SHOW”等。他們在中國輿論場中，對中外民間百姓日常生活信息的交流起到了橋接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是容易引發(fā)輿情的重要主體。在平臺鏈化的社交媒體中，橋接群體廣泛存在，在全球化勢態(tài)之下，這類群體將會愈發(fā)壯大，逐漸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輿論領袖。

第四，輿論環(huán)境特征：情感化、隱蔽化與交鋒激烈化。在媒介平臺不斷連通、融合與鏈化的背景下，中國輿論場連通世界，其中輿論參與主體多元，主題話題豐富，形式模態(tài)多樣；輿論生成速度快，發(fā)展轉換急，影響持續(xù)久。以上特征的疊加共同形塑了中國輿論場中輿論情感化、隱蔽化、交鋒激烈化的特征。首先，短視頻、直播、圖像和表情包等已經成為全球社交媒體中共通的表達方式，情緒信息泛濫，感性和刺激經常遮蔽理性與思考，大量的視覺內容引發(fā)輿論情感化；其次，由于視覺內容蘊含的信息豐富且模糊，搞笑的短視頻、可愛的表情包甚至有趣的小游戲等視覺內容在社交媒體中極易傳播，態(tài)度和立場經常隱藏其中。再次，點贊、轉發(fā)、收藏，甚至瀏覽痕跡、停留時長和眼動位置等網絡行為中，同樣蘊含著態(tài)度和立場信息，在眾人的數據通過算法進行統(tǒng)計、計算和分析后，隱蔽化的輿論表達得以通過數據化、指標化和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同樣，因為視覺內容的模糊性和點贊、轉發(fā)等網絡行為的低成本性，非理性、情緒化和泛娛樂化的表達也成為了中國輿論場中的常態(tài)。情感化、隱蔽化的輿論特征為意識形態(tài)斗爭提供了更具滲透力和影響力的武器和更加廣闊、深入的戰(zhàn)場。在不斷情感化、隱蔽化的網絡輿論空間中，中國輿論場將會經歷更加激烈、復雜和全面的輿論交鋒。

中國輿論場的新變量

病毒突變與突發(fā)災害。當前，病毒突變與突發(fā)災害是影響中國輿論場的首要變量。新冠病毒反復突變不單影響著疫情的勢態(tài)，也容易引發(fā)極具破壞力的信息疫情和政治疫情，時刻牽動著中國輿論場緊繃的神經。自然災害同樣不斷印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客觀存在，從北極圈的升溫到澳大利亞森林大火，從非洲的蝗災到中國的洪澇，等等，突發(fā)災害一直都是近年來國內外輿論場中的重大焦點?？梢哉f，新冠肺炎疫情、突發(fā)自然災害以及重大事故等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自然客觀因素依舊是影響中國輿論場的首要變量。

媒介工具與媒介環(huán)境。媒介技術是中國輿論場中的雙重變量。今天中國輿論場之所以暗潮涌動，錯綜復雜，和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技術的可供性有巨大關系。5G、算法機器人、短視頻、直播、VR/AR以及包括手機、可穿戴設備和智能汽車在內的信息、數據、視覺與智能等技術，同時以工具與環(huán)境的雙重變量身份參與到中國輿論場之中。

首先，作為工具的媒介技術，通過利用算法技術在國際輿論場中進行宣傳博弈的時代已經到來。西方某些政治勢力擅長利用數據和算法技術工具制造虛假的網絡社交主體，在國際輿論環(huán)境中制造混亂， 在中國同世界的平臺型媒介逐漸融合鏈化過程中，社交機器人的輿論影響力將逐漸凸顯。

其次，作為環(huán)境的媒介技術，社會與媒體的深度融合帶來人類生活方式的全面改變，技術的新尺度引發(fā)人類行為的新動向。作為環(huán)境的媒介技術為人類在網絡輿論場中提供了更多的連接、展現和互動方式，從點贊、轉發(fā)、收藏到表情包、短視頻和流行梗等，隱蔽與隱喻式的表達成為絕大多數網民的選擇，代表了中國輿論場最廣泛的意見與態(tài)度。同時，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媒介技術的發(fā)展不斷帶來新的遮蔽，過多的媒介渠道和表達方式使輿論場愈發(fā)紛繁復雜。媒介技術在發(fā)展方向上，似乎注定是一個從簡單逐漸走向復雜的過程，這個過程有將人類社會從簡單有序引向復雜無序的傾向。

觀念差異與戰(zhàn)爭沖突。全球范圍的觀念差異和戰(zhàn)爭沖突牽動著中國輿論場。觀念差異從來都是沖突的重要緣起，而競爭也是遍在的。國家的主體地位因全球化進程發(fā)生一定程度消解，但傳播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使得人們跨越時空連接彼此的能力凸顯。技術新的尺度又促使民族國家主義在全球范圍抬頭，本土化意識自下而上開始覺醒。隨之而來的地域、民族、宗教和國家之間的摩擦次數激增，沖突不斷升級為戰(zhàn)爭，且愈發(fā)深刻焦灼。通過媒介放大后，戰(zhàn)爭作為典型媒介事件在內外連通的網絡輿論場中反復激蕩，不斷延伸出包括信息戰(zhàn)、輿論戰(zhàn)和心理戰(zhàn)在內的現代戰(zhàn)爭。

商業(yè)資本與西方政治。企業(yè)作為主體變量在中國輿論場中的影響力逐漸凸顯。作為世界最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通過物質和文化商品的全球化，已經在世界范圍內矗立了眾多消費景觀。而今天的變化在于中國發(fā)展帶動的“中國制造”的影響力擴大。一方面，今天的“中國制造”已經從廉價的日常用品擴展至如量子通信技術、5G、無人機等引領世界的科技前沿技術與產品，但一些西方政客仍秉持“零和博弈”思維，不斷通過各種經濟制裁、貿易“拉黑”等手段來壓制中國企業(yè)尤其是涉及前沿科技公司的全球化發(fā)展，這一舉動不斷攪動著中國輿論場。

另一方面，來自西方世界，尤其是一些來自美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企業(yè)品牌，常以物質或文化商品為載體，時不時、有意無意地通過社交媒體等方式傳遞出他們對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由于這些企業(yè)與品牌全球化程度極高，且關乎普通百姓日常，因此，他們的偏見經常在中國輿論場中引發(fā)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成為中國輿論場中的一大影響因素。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挑戰(zhàn)是中國輿論場中最直接的變量。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國際輿論場中擁有近乎壟斷的強大輿論傳播能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對中國行使其輿論霸權以扼制中國發(fā)展。在交鋒激烈的國際輿論場中，通過污名化、標簽化手段挑起貿易戰(zhàn)、科技戰(zhàn)和信息戰(zhàn)；在價值觀上采用西方中心主義“雙標”的手段干涉中國內部問題，挑撥民族團結，煽動對立情緒，妖魔化中國形象；在網絡平臺中，利用計算傳播手段制造激進和對立的言論，在輿論場中刻意營造反華語境；在全球理念上，中國方案在國際輿論場中常被“零和博弈”思維解讀為對美國地位的挑戰(zhàn)，進而引發(fā)緊張輿論戰(zhàn)。

總體而言，作為具有全球擔當的世界大國，中國應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以一種建設性的姿態(tài)直面全球問題，用價值理性駕馭工具理性，開展深度媒體融合工作，搭建全球化、立體化、平臺化、智能化的傳播生態(tài)系統(tǒng)，引導構建一個積極健康、和諧有序的中國輿論場。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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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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