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在中國古代文明發(fā)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jīng)驗和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們要敬仰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堅定文化自信。要善于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與弘揚，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注重學習歷史，結合我們正在干的事業(yè)和正在做的事情，善于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jīng)驗，不斷提升人文素養(yǎng)和精神境界。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

作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本思想，深刻反映古代中華民族的政治理念與價值認同，對于當今政治文明建設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早在我國商周時期，民本思想就已經(jīng)萌芽。先秦時期的典籍《尚書》中就多次記載。《皋陶謨》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更是將“天”的意志與“民”的意志結合起來，可見當時對民本理念的認識之深刻?！豆盼纳袝?middot;五子之歌》正式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

自此之后，歷朝歷代對民本思想不斷闡發(fā)，民本思想在思想理論體系和政治實踐中更加豐富和發(fā)展。民本思想的內涵漸趨豐富。歷代思想家政治家對人民在國家興亡、社會治亂中的作用有明確認識?！豆茏?middot;牧民》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唐太宗對民本思想的概括更為精辟，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政治實踐中親民、順民、愛民、惠民、利民、保民、富民等施政措施受到歷代政治家高度重視。比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善政之要，惟在養(yǎng)民”等論述，皆是這一思想的反映。史籍中所記載的許多官吏的卓異事跡，也都體現(xiàn)了民本思想對他們的影響，也是民本思想貫穿到具體行政中的表現(xiàn)。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繼續(xù)深化人民群眾是歷史創(chuàng)造者這一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創(chuàng)造性地借鑒了中國傳統(tǒng)民本思想的合理內核，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豐富發(fā)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人民主體理念。

“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的重賢理念

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博大精深，輝煌燦爛。選人用人的思想與制度彰顯出中華民族獨特而富有智慧的政治創(chuàng)造，至今仍具有參考意義。

治國之道務在舉賢，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主流意識。得賢則興，失賢則亡，很早就成為一種價值認同。《孟子·告子下》說：“不用賢則亡。”《荀子·君道》說：“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呂氏春秋·慎行》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舊唐書·食貨志上》記載：“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于國家，非其才則貽患于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可見，選賢任能在國家政治運行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選賢任能重在德才兼?zhèn)洹５虏胖g，以德為本。《管子·立政》說：“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孔子也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都是在強調選人用人中德的重要性。北宋政治家司馬光提出：“惟才德兼者賢士也。”“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選人很重要，用人也很重要。唐太宗“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觀點，一直為世人稱道。不僅如此，對人才還要詳細考察，仔細分類，量才使用，人盡其才，這也是選賢與能的重要內容。儒家和法家還有非常豐富的輿論評價、實際考察、先試后用等寶貴的辨人思想。這些都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和學習。

治國理政，人才是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順應時代發(fā)展的新要求，對新時期干部選拔任用的標準、原則和要求提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新時代好干部標準，突出政治素質要求、樹立正確用人導向，堅持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等一系列重要論斷。這既是中國共產(chǎn)黨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觀點，不斷探索認識把握選人用人客觀規(guī)律，提煉總結創(chuàng)新選人用人方法，也是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選賢任能理念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念

大同思想是自先秦時代孕育的一種社會理想和社會觀，后逐漸發(fā)展成為中國古代思想中帶有普遍性的文化與價值取向。《尚書·堯典》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xié)和萬邦。”這是中國古人對理想生活和大同世界的一種追求和向往。儒家經(jīng)典著作《禮記》更是集中闡釋了“小康”與“大同”理想社會。天下大公，世界太平，這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古圣先賢們治國理政追求的價值目標，也是他們所向往的社會目標。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預示著天下大道、大同世界為天下所有人共享?！渡袝?middot;周官》說：“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呂氏春秋·貴公》對“天下為公”的思想觀念闡釋得更為透徹，如“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儒家從“仁道”出發(fā)，憧憬“天下為公”，強調“立君為民”“立君為公”，包含著超越時代的道德觀念和政治理想。

如何實現(xiàn)天下大同，儒家的答案是“和而不同”。“和”，即萬物“各得其所”，表示一種關系、一種秩序，表示事物的存在形式。正所謂“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吨杏埂氛f：“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就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標。一旦達到“太和”“中和”的境界，自然、社會、人事就都和諧共處了。“和而不同”回答了世界及人類如何存在、如何發(fā)展的問題，是世界觀、方法論，引領中國文化各個側面、各個維度的多層次發(fā)展，引領人們意識和行為的發(fā)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對和平與發(fā)展這一當今世界時代主題的科學把握，也離不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滋養(yǎng)和啟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外傳統(tǒng)友誼交好和現(xiàn)代和平外交經(jīng)驗，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夯實了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堅實的歷史共識根基和穩(wěn)固的歷史政策根基。

“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的歷史思維

強調以史為鑒，重視史學的鏡鑒功能，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對此皆有深刻論述?！段男牡颀?middot;史傳》說：“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唐代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說：“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更是將史學與國家興亡聯(lián)系在一起，深刻指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學習歷史的目的不僅僅是了解過去，更是通過“述往事”而“思來者”，認識現(xiàn)在和規(guī)劃未來。中國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察來”的思想，比如《易·系辭下》就有“彰往而察來”的記載。先秦時期的政治家就認識到歷史中蘊含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深刻道理。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可以“自鏡”，作為現(xiàn)實與未來的鏡鑒。北宋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目的就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以史為鑒不僅是中國古代學術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珍貴遺產(chǎn)。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共觀經(jīng)史”，論述古代帝王的為政得失，更是提出了“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的千古名句。

中國共產(chǎn)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始終高度重視歷史經(jīng)驗的借鑒和運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將這一傳統(tǒng)發(fā)展到了更高的階段，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以史為鑒的新論斷。比如“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等等，都反映出習近平總書記的深邃思考。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xiàn)實基礎”。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xiàn)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堅持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不斷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