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來，見義勇為就被視為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彰顯而廣受贊頌。歷朝歷代對于見義勇為的行為，不僅從道德層面積極倡導，而且在司法實踐方面也予以保護和鼓勵。古代對于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和褒獎、對于見危不救行為的嚴懲以及對見義勇為過程中過激行為的防范，反映了傳統(tǒng)中國明刑弼教、以禮入法的治理特點，對懲惡揚善、弘揚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見義勇為 司法實踐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墩撜Z·為政》稱：“見義不為，無勇也。”朱熹《論語集注》中也稱：“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即仁者不為私心所累，見到合乎正義的事情，一定會勇于實行，見到合乎正義的事而不做，就是沒有勇氣。在為國以禮、為仁由己的傳統(tǒng)社會中，見義勇為既是個人優(yōu)秀品德的組成部分，也是弘揚社會正義的重要內容，所謂“懲惡旌善本國家之要樞，見義勇為乃人生之至性”。正史、方志中也對見義勇為的人物和行為予以詳細記載，用以表彰風化，昭示后人。清代乾隆《大理府志》設“忠烈孝義”卷，其中指出，“士以義稱，上則見義勇為，次則好行其義，又次則守義”，把見義勇為作為踐行道義的最為重要的行為品格。歷朝歷代對于見義勇為的行為，不僅從道德層面積極倡導，在司法實踐方面也予以保護和鼓勵。清朝集歷代法律之大成，更是將見義勇為的相關立法進一步豐富細化，體現了傳統(tǒng)法律“天理國法人情”相統(tǒng)一的特點。

清朝對見義勇為行為的保護和獎勵

在禮法結合的傳統(tǒng)社會，歷代法律嚴格保護敢于挺身而出、追捕盜賊者的正當權益?！短坡墒枳h》“被毆擊奸盜捕法”條載，在發(fā)生“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折指以上，若盜及強奸”等嚴重犯罪時，雖“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如有“持仗拒捍，其捕者得格殺之；持仗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可見，唐律賦予“傍人”協(xié)助抓捕的權力，罪犯若反抗和逃跑，傍人對其“格殺勿論”?！洞竺髀伞?ldquo;罪人拒捕”條也規(guī)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清承明制，《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刑律捕亡”卷載：“賊犯持杖拒捕，為捕者格殺不問，事主鄰佑，俱照律勿論。”嘉慶五年（1800），毛有孝夜間行竊王倫川家田稻，被輪值守夜的邱文林撞見，王倫川被邱文林告知后轉向官府呈控，毛有孝企圖制止邱文林前往質證，帶人登門尋釁，用扁擔撲毆邱文林，情急之下，邱文林用正在削竹子的刀回抵，將毛有孝戳斃。刑部題準，邱文林依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毋論律，無罪釋放。另外，清朝法律嚴懲盜賊拒捕傷人的刑事責任，維護見義勇為者的切身利益?！洞笄迓衫?ldquo;強盜”條載：“若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

為了鼓勵見義勇為的行為，歷代逐漸確定了相應獎勵標準，并寫入法典中。洪武元年（1368）頒布的《大明令》中規(guī)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盜十名以上，各與一官。名數不及，折算賞銀。應捕人不在此限。”也就是說，對勇捕盜賊者在物質獎勵外，還實行賞官制，而且此類獎賞僅限于常人，意在獎勵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行為。清代法律進一步豐富完善了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辦法，相關規(guī)定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常人捕獲強盜的獎勵。順治四年（1647）議定，常人捕獲強盜，將現獲贓銀“賞給十分之一，不得過一百兩”，如果沒有贓物，由官給賞銀，不得超過二十兩?？滴醵拍辏?690），刑部議準進一步細化獎勵標準，凡常人、鄰佑或事主家人，拿獲強盜一名，賞銀二十兩，多拿者照數給賞?？滴跞辏?694），又定官兵擒拿盜賊，“被傷致死者”，照兵部定例內陣亡死難例給賞。

第二，對兇徒行兇殺人時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和獎勵。清初，確定兇徒斗毆持刀殺人時，有能拿獲者，除本犯妻兒外，將家產盡數給賞。順治十八年（1661）議定，對拿獲持刀行兇之人改照兵部定例給賞，因格斗受傷者，驗清傷痕，在本犯名下各追銀兩調理。雍正三年（1725），繼續(xù)細化獎勵標準等次。對執(zhí)持兇器傷人之犯，有能首先拿獲者，官給賞銀十五兩，其次協(xié)拿者，給賞銀十兩，再次協(xié)拿者，給賞銀五兩。如罪犯患有瘋疾，依過失傷人律收贖，將贖銀給被傷之人。

第三，對水上救生中見義勇為行為的獎勵。由于內河沿海水運意外事件時有發(fā)生，清朝規(guī)定，能主動參與救援遭風船只者，邊海居民及采捕船戶由督撫給賞，營汛弁兵按次記功，照例議敘。光緒二年（1876），為了進一步規(guī)范船舶救助，清廷將福建省所定《中外船只遇險章程》推行全國，其中規(guī)定，文武汛官救護船貨至一萬兩以上、中外人等救至十名以上者，由藩司“立即注冊記功”，出力救護的小船每救一名，由通商局獎勵洋銀十元。福建省將該章程寫在木牌上，到處懸掛，以讓漁民周知“遇險之船救護為有功，不救護為有罪”，以期“人人有救船之念在其胸中，不致視為無足輕重之舉也”。光緒十六年（1890），招商局富有號輪船在山東榮城縣洋面觸礁，船底洞穿，榮城縣知縣廉存等不避艱險，救起31人，撈獲尸身11名，并救出船內中外客商54人，撈獲貨物折價3萬兩以上，“洵屬奮不顧身，異常出力”，清政府準將廉存以同知直隸州知州在任盡先補用，山東試用縣丞費邦俊以知縣盡先補用等。另《約章成案匯覽》記載，光緒二十八年（1902），德國愛擂斯號輪船行至海南之東，見有華人船只遇險，救出華人七名，清政府認為，輪船管駕官群伯樂、裴特森，武員內德爾愛擂斯“洵屬見義勇為，不分畛域”，因此，獎勵以上三人各三等第二寶星。

清朝對見危不救行為的懲處

傳統(tǒng)社會對于平民助捕不僅予以獎勵，還將其作為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寫入律文中?！短坡墒枳h》“鄰里被強盜不救助”條規(guī)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宋刑統(tǒng)》的規(guī)定更為詳細：追捕罪人時，“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如遇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洞竺髀伞?ldquo;同行知有謀害”中規(guī)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謀害他人，不即阻擋、救護，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大清律例》“刑律”下也設“同行知有謀害”條，內容與明代一樣。另外，順治十八年（1661），定強盜公行打劫，鄰佑知而不協(xié)拿者，杖八十。雍正五年（1727）又定，地方官應該嚴察盜賊，對失于舉報者治罪，窩盜之家處斬，強盜窩主、鄰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保甲保正、甲長牌頭對為盜窩盜之人瞻徇隱匿者，杖八十。前述規(guī)定說明，地方官、保甲長等負有救助義務，“鄰里”“同伴”在發(fā)生治安事件時，也負有互相救助的法律義務，如有見危不救行為，就要依法量罪。

除了助捕義務外，在救火、水上救生等緊急救助中，有見危不救、見義不為者，也會受到相應懲處。《唐律疏議》“見火起不告救罪”條規(guī)定：“諸見火起，應告不告，應救不救，減失火罪二等。”《大明律》“白晝搶奪”條稱，若因失火及行船遭風著淺而乘時搶奪人財物及拆毀船只者，按白晝搶奪人財物者議處，杖一百，徒三年?！洞笄迓衫?ldquo;刑律雜犯”也規(guī)定，地方文武官弁遇有惡徒放火，不迅速赴援撲滅，協(xié)力擒拿，應照例議處，地方保甲人等一并治罪。清朝水上救生機制比較系統(tǒng)，但見危不救的行為仍然時有發(fā)生。雍正九年（1731），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定，出哨官弁兵丁在水上救生活動中不作為者，分具體詳情予以懲處。如果遭風船只尚未覆溺，不僅不為救護，反而搶取財物、拆毀船只者，照江洋大盜例，不分首從，斬決梟示；如船只已經遭風覆溺而人尚未死，此時不速救援，只顧撈搶財物，以致商民淹斃者，為首照搶奪殺人律斬立決，為從照搶奪傷人律斬監(jiān)候；如見船覆溺，并未搶取貨物，但“阻撓不救，以致商民淹斃者”，為首照故殺律斬監(jiān)候，為從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即救護律，杖一百。乾隆五年（1740），又定邊海居民以及采捕船戶，如有乘危搶奪，但經得財、并未傷人者，均照搶奪本律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從，各杖一百、徒三年。

清朝對見義勇為過程中過激行為的防范

傳統(tǒng)社會在對見義勇為行為予以保護和獎勵的同時，強調見義勇為不是以暴制暴，應當避免過激行為。光緒三年（1877）七月十二日的《申報》登載一則消息，二人因為在餅店買餅發(fā)生糾紛，一船戶前來助陣，把對方一水夫打死，本是小口角卻釀成人命案件，《申報》評論說：“路見不平不能善為排解，動輒摩拳擦掌，幫人打架，此雖激于義憤，而究系不于己事，故君子弗取也。”為了避免以見義勇為之名而造成濫殺，唐律對于殺傷已經就縛或沒有拒捕者的行為給予懲罰：“已就拘執(zhí)及不拒捍而殺，或折傷之，各以斷殺傷論；用刃者，從故殺傷法。”清朝初年，對于鄰佑聽聞事主失竊后前往協(xié)捕，將賊人毆打至死，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jiān)侯。乾隆二十五年（1760），河南按察使蔣嘉年奏稱，鄰佑本就有協(xié)捕之責，若治以致斃重罪，反會導致遇到險情時觀望不前，因此請準如系賊人攜贓逃遁，協(xié)力追捕，倉猝毆斃者，或因賊勢強橫，不能擒送到官，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賊至死，減斗殺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恶g案新編》載，乾隆二十五年（1760），貫犯田金山到劉老漢家行竊，被發(fā)覺后逃跑，劉老漢的鄰居張四、戴富、梁四追出后拿獲田金山，在送官途中，田金山嚷罵不已，張四怒其屢次為匪，決心為村除害，與戴富合力將田金山勒斃掩埋，因張四在監(jiān)病故，河南巡撫以謀殺人從而加功律，將戴富擬絞監(jiān)侯，刑部援引前述蔣嘉年奏定條款，改將戴富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對相關條文的討論和實踐，體現了清代司法運作中情理法的實際適用。

在對于性侵犯罪的相關法律規(guī)定中，嘉慶二十四年（1819），確定婦女拒奸殺人，審有確據，“登時殺死者，勿論”，但是，如果防衛(wèi)主體是“非應捉奸之人”，對婦女的性侵害行為基本上是沒有防衛(wèi)權的。非應許捉奸之人有殺傷者，如系聽從親屬謀殺奸夫，實系“激由義忿”者，照擅殺律擬絞監(jiān)侯。嘉慶年間，廣西盧甲孫因聽到鄰婦朱梁氏被周桂明調戲叫喊，前往查看，梁氏求拿送官，盧甲孫上前捉拿，將周桂明踩踢身死，刑部認為盧甲孫為“非應捉奸之人”，殺由義忿，照擅殺率擬絞監(jiān)侯。由此可見，清朝對于防衛(wèi)行為的判定，需要立法者反復斟酌權衡，在防衛(wèi)行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方面做嚴格論證，目的是將剝奪他人生命權行為的危害性降至最低。也有學者認為，清代法律對于防衛(wèi)規(guī)定過于苛刻，忽視了對勇斗性侵犯罪的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

總體來看，傳統(tǒng)社會道德法律化的立法精神，有效支撐了見義勇為的價值理念。古代法律對于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和褒獎、對于見義不為行為的嚴懲、對見義勇為過程中過激行為的防范，體現了法律和道德的雙重合力，反映了傳統(tǒng)中國明刑弼教、以禮入法的治理特點，對懲惡揚善、弘揚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

②《刑案匯覽全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責編/賈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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