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同志在做調查研究、寫調研報告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在調研前做好準備工作、調研時深入搜集材料、調研后詳細分析總結材料；調查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開調查會、解剖麻雀、做到胸中有“數(shù)”、使用階級分析方法等；調查研究時堅持的基本原則包括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問題導向以及領導干部需要“親身出馬”；撰寫調研報告時，側重使用第一手材料、突出分門別類的敘事邏輯、語言注重準確性與生動性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做調查研究與寫調研報告的寶貴經驗，為當前全黨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 調查研究 調研報告

【中圖分類號】D262.3 【文獻標識碼】A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百年偉業(yè)的重要法寶，“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fā)言權”等著名論斷在黨內影響深遠。只有具體深入詳實的調查研究，才能準確把握中國國情、社會主要矛盾，從而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作出科學的決策。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開創(chuàng)重視調查研究之先風，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調查研究的原則與方法，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芒，為我們做調查研究、寫調研報告提供了有益借鑒。

毛澤東同志做調查研究的一般步驟

一是調查研究前做好準備工作。首先，需要確定調查的主題。調查的主題一般是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問題，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關于階級、階層的生活狀況、土地、工商業(yè)、手工業(yè)等問題。確定好一個主題，有的放矢，集中調查研究相關問題。調查研究的內容需要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土地分配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課題，如何科學制定土地政策是革命實踐中亟須解決的普遍性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東塘等處調查》報告中指出實際工作與政府命令并不相符，一般機關里的工作人員認為贛西南幾十個縣是按照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以鄉(xiāng)為單位分配土地，但在實際工作中普遍是以村為單位分配，這樣的分配方式有利于富農而不利于貧農，應當改變。其次，提前確定好具有代表性的調研地點。調查研究是從個性到共性的演繹，因此，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調研地點就顯得尤為重要。以《尋烏調查》為例，尋烏地處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確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最后，提前擬定調查綱目。綱舉則目張，無綱目的隨意調查，則會漫無目的，事倍功半。

二是調查研究時深入搜集材料。搜集更多詳實的一手材料，是做好調查研究的基礎。毛澤東同志在調查研究中，非常注重材料的搜集，認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毛澤東同志撰寫的調研報告材料就十分詳實。例如，《關于農村調查》一文詳細地介紹了調查研究時搜集材料的方法。第一步，先要對調研的對象有一個初步的大體輪廓式的認識，形成一般概念，也就是觀察，觀察所產生的感性認識是把握事物全貌的一個基礎，毛澤東同志稱之為“走馬觀花”。第二步，詳細地搜集具體的原始材料。通過開調查會、解剖麻雀等方法，針對事先準備的調查主題、調查內容，盡可能多地搜集相關材料，這就是“下馬看花”。但同時也需要注意，材料的搜集一定要抓住要點，也就是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十樣事物，調查了九樣，只有一樣沒有調查，但這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丟掉了主要內容，依舊是沒有發(fā)言權。在做調查研究時需要確保收集到的材料的真實性，讓調查對象說真話，就需要學會和群眾做朋友，而非做偵探。在調查研究時，調查者需要自己親身主持調查會，并自己親身去做會議記錄，而不是委托他人，盡可能多地搜集真實有用的材料信息。

三是調查研究后詳細分析總結材料。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調查者會搜集到大量的具體材料，這些材料不能簡單堆砌，而是需要經過整理、歸納，在撰寫調研報告時需要善于運用分析綜合的方法，在總體分析中還要有具體的綜合。毛澤東同志提出研究中國社會，可以借鑒蘇東坡的“八面受敵”法，釆用“四面受敵”法，把調查的問題分為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四個部分來研究，得出中國革命的結論。在歸納總結材料時，還需要注意把握矛盾分析的方法。矛盾分析實質就是把握事物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毛澤東同志認為分析法與綜合法就是使用了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既需要革命又懷疑革命，游民無產者既勇敢奮斗，但也有破壞性，如果引導得法，也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同志既肯定了蘇維埃取得的成績，也分析了政府人員官僚主義，擺架子，沒收反動派的東西不發(fā)給貧民，拿了賣錢等諸多弊病，這些都是運用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進行分析調查材料的典范。調查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發(fā)現(xiàn)問題并總結規(guī)律，為解決問題提供新方法、新思路。因此，對調查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不能熟視無睹，需要經過深思熟慮，最終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調查無定方、研究無定法，毛澤東同志認為下鄉(xiāng)調研需要從實踐中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理論，對存在的問題和取得的經驗不斷反思總結，根據(jù)經驗改進后續(xù)的調查研究工作。

毛澤東同志做調查研究的常用方法

開調查會。開調查會是毛澤東同志搜集調研資料的一大特色。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澤東同志強調：“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開調查會這一方法優(yōu)勢顯著，可以集中收集問題，迅速了解情況，大大提升調研的效率。另外，要想深入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就需要盡可能詳細地了解社會各個階層的真實狀況，因而調查的對象要廣泛，且具有代表性。老年人經驗豐富，不但懂得現(xiàn)狀，還知道因果；青年人有進步的思想、敏銳的觀察。調查時還需要注意在工人、農民、商人、知識分子等不同職業(yè)中都有代表。調查會的人數(shù)可以根據(jù)調查人的指揮能力而定，多多益善，但至少需要三人，才能不局限于見聞，了解真實的情況。

解剖麻雀。所謂“解剖麻雀”，是指在對被調查事物進行初步分析的基礎上，選取一個典型的案例進行深入研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對具體典型事例的深入研究，從中可以找出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見微知著，從而認知事物整體的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毛澤東同志認為黨的領導機關，全國、省和縣的負責同志，要親身調查一兩個農村，才能真正弄清農村的具體情況。毛澤東同志尤其喜歡和善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調查問題，在《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中，1926年，毛澤東同志選取了湖南湘潭西鄉(xiāng)的佃農張連初作為調查對象，張連初租種十五畝田，有一妻一子，具有典型性。毛澤東同志詳細記錄了張連初一年的支出，包括食量、豬油、鹽、燈油、茶葉、種子、肥料、租牛、農具消耗等十一項支出，共計一百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五厘五，還調查記錄了這位佃農一年的收入，包括田收、喂豬、冬季或砍柴或挑腳、工食省余，四項共計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谠敿毜恼{查研究，毛澤東同志得出結論，這位佃農的生活狀況“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而且是建立在無水旱之災、身體健康、精明會計算、牲畜無病、冬季整晴不雨、全年無休息的基礎之上?；谠攲嵉恼{查研究，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就是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yōu)楸擞蚊裰嬲颉?rdquo;

做到胸中有“數(shù)”。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任何質量都表現(xiàn)為一定的數(shù)量，沒有數(shù)量也就沒有質量。”不注重基本的統(tǒng)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決定事物質量的數(shù)量界限，就難免出錯。毛澤東同志在調查研究中十分重視實地走訪，多次深入商店、作坊、集市、農戶中，充分掌握各階級各群體的經濟狀況，并且將詳細準確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記錄下來，從各階級的人數(shù)、占比到每一個行當?shù)某杀尽⑹杖?，都有精準的?shù)字記錄，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梢哉f，注重數(shù)量的精準性，貫穿于毛澤東同志的調查之中。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同志在分析尋烏城人口成份與政治地位時，對尋烏城各階級人口數(shù)與所占總人口的百分比進行了詳細的數(shù)字統(tǒng)計，在詳實的數(shù)據(jù)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數(shù)量分析，例如，農民為1620人，占比為60%，手工業(yè)者為297人，占比為11%，游民為270人，占比為10%，商人為135人，占比為5%，等等。從精準的數(shù)字分析可知，農民和小手工業(yè)者占比為71%，“才知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yè)手工業(yè)城市”。而商人在尋烏城所占比例不大，并且參加縣政府的幾個商人也不完全代表商業(yè)資產階級說話，而是接受地主的領導，“這也是因為尋烏城商業(yè)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大量精準的數(shù)量分析，使毛澤東同志的調查研究具有了科學性與嚴謹性。

使用階級分析方法。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作為我們社會經濟調查的對象的是社會的各階級，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xiàn)象。”因此，在調查中需要注意各階級現(xiàn)在與過去的盛衰榮辱的變化，不能粗枝大葉式簡單而論。例如，調查農民，不但要知道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這些租佃關系的農民數(shù)目，還要知道富農、中農、貧農這些以階級、階層區(qū)分的農民數(shù)目，調查商業(yè)要有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的具體數(shù)目，進而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更好地制定政策。1927年，毛澤東同志在湖南五縣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報告中毛澤東同志詳細調查了富農、中農、貧農，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不同階級在大革命浪潮下對待革命的態(tài)度，科學地回應了“糟得很”還是“好得很”的兩種議論。在1930年的《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同志專門用“斗爭中的各階級”作為一章，詳細記錄了興國各個階級的狀況，包括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手工工人、商人、游民，調查內容包括人數(shù)、營生方式、家庭狀況、生活訴求等，可謂調查研究中使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典范。

毛澤東同志做調查研究時堅持的基本原則

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在調查研究中，毛澤東同志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肯定了樹立群眾意識、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極端重要性。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人民群眾對基層情況最為了解，要想真正了解基層情況，必須要問計于群眾，深知群眾疾苦，明了群眾所盼，進而才能解決問題。1933年，毛澤東同志所作的《長岡鄉(xiāng)調查》就是把調查研究與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相統(tǒng)一的代表作。例如，在調研長岡鄉(xiāng)群眾政治生活時，毛澤東同志就發(fā)現(xiàn)，長岡鄉(xiāng)在宣傳中沒有指出蘇維埃是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權，也沒有指出選舉蘇維埃代表是群眾最重要的權利；候選人名單人數(shù)不足；工作報告會議上沒有盡力發(fā)動群眾對鄉(xiāng)蘇維埃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進行批評。在調研公債推銷工作時，毛澤東同志肯定了長岡鄉(xiāng)工作的特點，用全力去動員群眾，用極大的耐心說服群眾去購買公債。而其它鄉(xiāng)不注重宣傳說服，搞強迫攤派，結果公債銷數(shù)還比長岡鄉(xiāng)少至五倍六倍。這些調查研究的內容都是深入群眾生活所得，反映了群眾聲音，真正體現(xiàn)了堅持黨的群眾路線。

堅持問題導向。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將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的關系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因此，調查者需要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出發(fā)來展開調查，這就是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導向需要落腳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在土地革命時期，黨內曾存在著少數(shù)只懂得書本教條而不懂得實際情況的黨員干部，“下車伊始”就亂發(fā)議論、亂提意見，“欽差大臣”滿天飛。1941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指出：“二十年來，我黨對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由于缺乏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的調查研究，黨內一定時期里主觀主義作風盛行，使中國革命遭受挫折。另外，鑒于黨內一定時期里對中國社會現(xiàn)狀等重要問題認識模糊，毛澤東同志深入調查農村的土地、階級、工商業(yè)等諸多狀況，并決定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為解決中國革命的現(xiàn)實問題提供重要依據(jù)。

領導干部需要“親身出馬”。做好調查研究是領導干部認識現(xiàn)狀的重要抓手，因此，領導干部需要親身去做調查研究，不能由別人代勞。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同志指出：“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xiāng)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領導干部“親身出馬”進行調查，在實踐中深入了解社會經濟情況，才能及時總結群眾斗爭經驗?！逗限r民運動考察報告》《寧岡調查》《尋烏調查》等經典的調研報告，都是毛澤東同志親身考察的結果。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同志來到尋烏的商店、雜貨鋪、藥材鋪、裁縫鋪等場所，與商人、小手工業(yè)者面對面交流，搜集到了尋烏商業(yè)經營的第一手資料。除了“親身出馬”參與調研外，毛澤東同志還特別強調要自己口問手寫，“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而且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親身調查、記錄的內容，會加深領導干部對社會現(xiàn)狀的認知，在“親身出馬”的調查過程中能夠更好地總結經驗，再用這些經驗隨時去改進以后的調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同時，領導干部“親身出馬”開展社會調查也是密切干群關系的重要途徑。1941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農村調查》中寫到，調查會剛開始時，參會者往往有所拘束，發(fā)言較少，提供信息有限，毛澤東同志發(fā)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后，就請他們吃了飯，晚上把寬大溫暖的被子讓給他們，在被調查者臉上有了笑容后，毛澤東同志再進行調查，自然就毫無拘束，開始熱烈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1956年，毛澤東同志為準備召開黨的八大，就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每天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一聽就是四五個小時，最終形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成為我們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端。

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如何寫好調研報告

側重應用第一手材料。毛澤東同志寫的調研報告，第一手材料占據(jù)著相當重要的篇幅，時至今日都是我們分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村問題、階級矛盾的重要證據(jù)。這些第一手材料涵蓋了一個地區(qū)的各類信息。以《尋烏調查》為例，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尋烏地區(qū)的交通狀況、通信方式、商品類別、商品價格、經營方式、職業(yè)人口比例等重要內容。同時，毛澤東同志在調研報告中還記錄了社會各階級各群體的真實想法，這類資料也十分重要?！杜d國調查》中記錄了對傅濟庭、李昌英、陳偵山等八位農民的調查訪談記錄。其中李昌英談到他的兒子李全坡在鄉(xiāng)政府經管彭屋洞方面的軍器，自己愿意當紅軍，但在農忙時期希望請假回去安頓好家里情況，再來當紅軍。陳偵山談到婦女參加革命的熱情很高，“婦娘子看見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債也不要還了，心里不勝歡喜，老二的婦娘子便高興地去鄉(xiāng)政府當婦女赤衛(wèi)隊長。”“因為婦娘子自己在政府辦事，經常說別人應該好歹扯勻，所以在扯勻自己的田時，她也是贊成的。”這些群眾的主觀真實想法十分豐富，毛澤東同志善于把第一手材料寫入調研報告，既提升調研報告的可讀性，也為我們制定政策提供了現(xiàn)實依據(jù)，融入了群眾的真實感受。

突出分門別類的敘事邏輯。毛澤東同志撰寫的調研報告邏輯性很強，一方面，重視對事物進行分類，對一個大問題分為不同的小的專題，進而加以匯總。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同志強調：“所謂‘調查綱目’，要有大綱，還要有細目，如‘商業(yè)’是個大綱，‘布匹’‘糧食’‘雜貨’‘藥材’都是細目。”如此方能在調查會上按綱目發(fā)問，有的放矢。毛澤東同志撰寫的調研報告注重問題的分類。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同志先確立了尋烏的政治區(qū)劃、交通、商業(yè)、舊有土地關系、土地斗爭五個大的調研主題，每個調研主題下面再設置調研的專題，在“尋烏的商業(yè)”這一主題中，毛澤東同志分門別類調研了尋烏城通商往來的主要商路、出口的貨物門類、重要市場以及尋烏城經營的商品種類；在“尋烏城”這一專題里，又詳細列舉了鹽、雜貨等不同商業(yè)的經營現(xiàn)狀。從《尋烏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調研內容之多、范圍之廣、資料之豐富，這些內容經過分門別類整理之后，條分縷析，簡潔明了，認真讀后自然會對尋烏城的現(xiàn)狀有一個全面、清晰的認知。另一方面，調研報告注重事物的動態(tài)發(fā)展。事物總是動態(tài)發(fā)展變化的，在調研報告中，需要按照時間或者空間維度有邏輯地寫清楚事物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使讀者能夠更好把握調研對象的現(xiàn)狀。在《長岡鄉(xiāng)調查》中，由于發(fā)生饑荒，群眾生活面臨極大挑戰(zhàn)，毛澤東同志客觀地記錄了長岡鄉(xiāng)的饑荒狀況，有80%的群眾缺糧，需要依靠從東固、富田等地調糧，勉強度荒，無餓飯的。不過由于及時應對，保障了秋耕、冬耕，并通過經濟手段調節(jié)，可以保證第二年不怕災荒，甚至油料還有富余、衣服增一倍、雇農生活得到改良。這些信息按照事物發(fā)展的時間順序編排，符合一般的認知邏輯，讀者可以感受到由于政府應對得當，人民群眾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提升，生活也越來越好。

語言注重準確性與生動性相結合。調研報告的內容既需要體現(xiàn)出調研報告作為實用類文體的準確性，也需要注重調研報告的可讀性，增添生動、活潑的內容，毛澤東同志撰寫的調研報告就是兩者相結合的典范。要想使調研報告具有準確性，就需要表達準確、用詞嚴謹，在涉及到調研種類、數(shù)字時，務求語言平實、客觀。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同志詳細調查了在農民中起到平準作用的公堂義倉，“本區(qū)義倉，各鄉(xiāng)都有。……這三個鄉(xiāng)共有十五個義倉，一千七百石谷，幾乎每村有一個義倉。只有第四鄉(xiāng)（人口二千）僅一個義倉，一百石谷”。這段文字體現(xiàn)了毛澤東同志語言的簡潔性與嚴謹性，簡明扼要地介紹了興國第十區(qū)義倉的概況，由此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出興國第十區(qū)義倉的發(fā)展狀況。

同時，增強調研報告的生動性、可讀性。毛澤東同志善于在調研報告中融入群眾語言，使用第一人稱反映群眾聲音，使群眾從調研對象轉化為調研的參與者，也提升了讀者的參與感。如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有大量群眾的言論以及與群眾的對話，十分形象鮮活，令人難以忘懷。文中在介紹大革命在湖南的影響力時，毛澤東同志記錄了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紳士不肯讓路，農民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嗎？”連城市街上的小孩甚至鄉(xiāng)下的小孩子，都在唱“打倒列強……”。毛澤東同志在分析湖南農民對待神權態(tài)度轉變的過程時，記錄了自己與農民的對話場景：“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xiàn)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毛澤東同志講完這些話，農民們都笑了起來。這些生動的材料既能提供充分的證據(jù)，又能給人身臨其境的感受，以便讀者從更近的視角來觀察問題。同時，毛澤東同志在調研報告中也會適當?shù)厥褂酶挥懈星榈恼Z言。如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同志寫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同志基于詳實的調研材料，在發(fā)現(xiàn)農民受到政權、神權、族權、父權的全面壓迫后，以這樣富有氣勢、感情豐富的語句，回答了所謂“過分”的問題，使人產生強烈共鳴。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城市學院思政部主任。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鄧皎昱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性研究”階段性成果；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專項“全國高校思政課名師工作（西安交通大學）”（項目編號：21SZJS61010698）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