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往往將海防建設與沿海漁業(yè)、貿易開發(fā)對立起來，將海防與海禁劃等號，認為貿易業(yè)只是開海政策的產(chǎn)物，從而否定清朝的國家治理成效。然而檢視清代海洋管理政策，我們卻時常能看到海防與東南沿海漁民治理之間存在自洽關系，這展現(xiàn)了清代海防政策措施更加務實、更能協(xié)調相互關系的治理特點。至清代后期，官府財政吃緊時，漁民組成漁團，也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了輔助官府社會治理、抵御外敵入侵的作用。

【關鍵詞】清代 海防 東南沿海 漁民治理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海防是清代海洋政策的重中之重，海洋貿易、海洋移民等相關政策均要求在海防安全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實現(xiàn)。對于清朝政府而言，東南海洋區(qū)域是其難以駕馭的區(qū)域，因其缺乏了解而更生畏懼之心。長期生活在濱海區(qū)域的施瑯將軍也認為：“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測，當思杜漸。更以臺灣、澎湖新辟，遠隔汪洋，設有藏機叵測，生心突犯，雖有鎮(zhèn)營官兵汛守，間或阻截往來，聲息難通，為患抑又不可言矣。”①海洋漁業(yè)亦受海防政策的影響，在捕魚區(qū)域、船只大小等方面時常受到限制。

清前期海防與東南沿海漁民治理的自洽

乾隆八年（1743），閩浙總督那蘇圖奏報說：“竊照閩浙二省沿海居民田土稀少，每借捕魚為生，一年出息全在春末夏初黃魚起汛之候。閩省如漳州、泉州、興化、福寧等府，浙省如溫州、臺州、寧波等府，各路漁船俱從各該管地方掛號查驗出口，駛至浙洋之衢港等處撒網(wǎng)放釣。商賈赍銀買鮮，就近曬鱟，海岸成市。前值漁期，臣聞向來漁戶得利則返，無利則易于在洋為匪。隨令鎮(zhèn)、協(xié)大員親督舟師，巡歷內外洋面，俾商漁安業(yè)。茲據(jù)定海鎮(zhèn)總兵官顧元亮稟稱：自閏四月初旬出洋，遍巡島嶼，匝月有余，所見溫臺諸郡之網(wǎng)籠船、對褲釣船約計二千余對，得魚最盛，閩船千有余艘俱獲利，陸續(xù)返棹，在洋拿獲搶奪銀鱟閩船一只?，F(xiàn)在發(fā)縣究審等語。臣復留心體察海中魚信衰旺靡常，今年魚信倍旺，為數(shù)年來所僅見。惟我皇上圣德覃敷及于海澨，斯海濱樂利，慶逮編氓。今漁期告竣，海疆寧謐，理合具折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臣謹奏，乾隆八年六月十三日。朱批：知道了。”②

這是一份向乾隆皇帝報喜的奏報，漁業(yè)在朝廷的有效管理中有序發(fā)展，黃魚是閩浙兩省沿海民眾春末夏初捕獲的基本魚種，漁民捕魚，賣給前來收購的商販，可見溫臺諸郡網(wǎng)籠船、對褲釣船形成兩千余對的規(guī)模，趕來捕魚的福建漁民也賺得盆滿缽滿，滿載而歸，相對于漁民而言，有得賺是確保他們走正道的前提，否則就很容易“在洋為匪”，這一年只出現(xiàn)了一例在洋面搶奪銀鱟的福建船只，或許可看作企圖分潤漁利的一種不勞而獲行為，官方抓獲彰顯的是海洋治理的成效。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年“魚信倍旺，為數(shù)年來所僅見”，因而漁民們普遍從正常的捕撈作業(yè)中已獲得了生存之資，閩浙沿海呈現(xiàn)的是一派漁業(yè)的豐收景象。閩浙總督這份奏報一方面是邀功的意味，另一方面也乘機稱頌“皇上圣德覃敷及于海澨，斯海濱樂利，慶逮編氓”。乾隆帝對此深感欣慰，國泰民安、各得其所，這是上至天子下及黎庶的共同心愿。

蘇松地區(qū)是王朝的核心經(jīng)濟區(qū)，每當漁汛期，也是官兵加強巡洋行動確保海上秩序的窗口期。當時的兩江總督高晉曾有一份奏報，他反映說：在調查中了解到“每年春秋魚汛蘇松鎮(zhèn)總兵官例應率領將備，分駕趕繒戰(zhàn)船前赴小羊山一帶各島巡查彈壓”。這已經(jīng)形成了穩(wěn)定的制度，但這一年“正當魚汛之期，因新升蘇松總兵陳奎奏請陛見，所遺總兵印務經(jīng)臣檄委江寧城守營副將劉鵬程前往暫行署理”。劉鵬程代理后，“令該署鎮(zhèn)帶領官兵駕船出洋，親赴各山島漁民搭寮、采捕處所嚴密巡查，是否俱屬安靖，據(jù)實具報”。茲據(jù)該署鎮(zhèn)劉鵬程稟稱：“于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坐駕繒船前抵吳淞江口，至二十三日西風順利，率同隨巡中、左、右、奇并川沙、吳淞各營官兵船只駛出匯頭，前至小羊山。查得該山與浙省之大羊山相距不遠，其山嶺最高之處約有五里，周圓三十余里，在山共有六嶼。今春漁民及傭工、傭業(yè)人等逐一點驗，共有四百八名，俱系搭蓋草棚一百六十所居住。核其人照俱各相符。詢及漁期，春夏之交出魚甚旺，商漁俱各安業(yè)，并無滋事之徒。當即嚴飭廠頭、網(wǎng)戶各宜安分，不許滋事，并令守山弁兵不時前往各島加謹稽察，不得稍有懈忽。二十四日，風轉西南，巡至馬跡山。查此山綿長百有余里，周圓約五六百里，并無搭寮采捕漁民，惟近山洋面有往來小漁船只，查其人船照票亦各相符。至二十六日，統(tǒng)領各船官兵自小羊山開行駛進匯頭，因風順，一日行六百里，即于本日回營。”兩江總督高晉要求劉鵬程也按“每年春秋兩季總兵巡查過外洋，例應奏報”的制度規(guī)定履行職責。劉鵬程系副將暫委署事之員，認真履職，“除批令該署鎮(zhèn)督飭各營汛并加留心，照例按季按月分別出洋巡查，毋因暫行署理稍有懈忽外，所有該署鎮(zhèn)劉鵬程率同官兵巡歷外洋各山島，俱甚安靖”。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二日高晉將這個情況奏報給乾隆皇帝，既充分肯定了代理下屬嚴謹認真的工作態(tài)度，也讓乾隆帝對沿海地區(qū)漁業(yè)的有序運行感到放心。③

這份工作奏報揭示了蘇松總兵陳奎晉升，職責交由江寧城守營副將劉鵬程，劉鵬程認真履行職責，駕船出洋，到各海島詳細了解漁汛期間漁業(yè)的實態(tài)。從劉鵬程的匯報中，可看出清政府有關漁民入籍編戶、執(zhí)業(yè)資格的政策都得到了落實，因為“出魚甚旺”，商人、漁民“俱安各業(yè)，并無滋事之徒”，這次巡洋達到外洋更廣闊的海域，且這片海域島嶼眾多，地形復雜，非親歷絕對不能描述得如此精確細微，體現(xiàn)出盡管是代理行使總兵之權，亦能做到兢兢業(yè)業(yè)、一絲不茍。

第二天即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三日，江南蘇松水師總兵陳奎的奏疏同樣反映了這一時期海上督巡是被嚴格執(zhí)行且卓有成效的。他按照蘇松一鎮(zhèn)每年屆逢四五兩月外洋魚汛之期，總兵例應不時督巡的規(guī)定。除輪派二班總巡，中營游擊許文貴分巡，右營守備童天柱帶領本標四營以及川沙、吳淞二營隨巡，官兵船只先于四月初一日開赴外洋，巡緝保護去后，陳奎自己也于四月初十日坐駕繒船親行督察。④

陳奎奏報陳述了他們每逢四五月外洋魚汛期間督巡的具體操作過程，有兩班總巡輪番督巡，另有分巡、隨巡，海上督巡，時常會遭遇氣候的突變，因此善于觀風察候，及時調整行程、確保督巡安全亦是十分重要的，長期的督巡能積累起這方面的經(jīng)驗，從而應付裕如。從督巡經(jīng)過的海域看，“各山島嶼奸匪人船實皆畏法絕跡，并無違禁潛匿、搭寮私張，而小羊山漁船、網(wǎng)戶人等亦各驗有腰記，安分樂業(yè)，宵小無驚”，而各位督巡官兵因為工作艱苦也多得到悉心體恤，統(tǒng)帥從全局出發(fā)，科學調度，實力奉行，每十日“更番會哨”，從而實現(xiàn)了“海疆寧謐”的目標。

這些督巡官兵在長期督巡中還與漁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動，當魚汛過后，即所謂“時交夏至，海中魚頭皆散，網(wǎng)捕事完，閩浙漁船均已陸續(xù)回籍”之時，總兵陳奎了解到捕魚生息者“獲利者少，保本者多，較之上年仿佛相同”，表達了其對捕魚者工作艱辛的認可和對他們生活的同情，借此勸勵督巡者忠于職守，不能“勤始倦終”。作為海防主官，陳奎嚴格執(zhí)行三班督巡換巡制度，給予官兵勞逸結合的安排，他深深地為當年“崇明縣境春夏雨旸時若，二麥收成實有九分，現(xiàn)在市價平減，兵民安堵營生”的狀況感到欣慰，這是國泰民安的盛世圖景。

清后期沿海漁民的自組織化與海防

到清代后期，海防吃緊，漁業(yè)同業(yè)組織的紛紛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海上秩序的自治化。光緒八年（1882）兩江總督左宗棠上書建議飭辦江海漁團，他說：“照得江蘇沿海沿江州縣漁船甚多，捕魚為業(yè)，于內洋外海風濤沙線無不熟諳，而崇明十滧尤為各?？跐O戶爭趨之所，其中技勇兼全，熟悉洋務者，所在不乏，故洋船進?？冢側雰冉貎r雇漁船水手引水，乃免擱淺觸礁之虞。從前將才如壯烈伯李公及王提督得祿，近時如貝鎮(zhèn)錦泉輩，皆出其中。本爵閣部堂察看蘇松太通海各屬，川沙、太倉、鎮(zhèn)洋、寶山、崇明、嘉定、華亭、金山、奉賢、南匯、常熟、昭文、上海、江陰、靖江、通州、海州、海門、東臺、鹽城、贛榆、阜寧二十二廳州縣，瀕臨江海，所有內江外海漁船不計其數(shù)，漁戶水手除婦孺外，不下萬數(shù)千人，每百人中挑選健壯三十人，計可練團勇四五千名，余則編成保甲，各縣擇適中之地，設一團防局。惟崇明地廣人多，應設兩團防局，而以吳淞口設立總局，每月各團操練二次，每月入操不過二日，每名每日應準酌給口糧，團總及教習甲長等按月給予薪糧，牌長團勇按操期給以薪糧，以資日食，并不苦以所難。甲長、牌長，均先行賞給功牌頂戴，俾資鈐束，操練槍炮，技藝嫻熟，行水泅水，超躍猱升，果有材藝出眾者，挑充水勇，練成水軍，益習水操，及泅水伏水等技，則沙之飛走，水之深淺，風潮礁石，無不熟悉于中。豈獨捕盜、緝私、裕課、安商諸事有益已哉！江海關道職重海防，于所屬府廳州縣事宜責無旁諉，應即委令督辦沿海漁團。蘇州城守營參將熟習洋務，深明方略，兼耐勞苦，堪以會辦，并刊發(fā)關防一顆，以昭信守。至漁團之設，全恃地方官力為襄助，裁汰陋規(guī)，痛除積弊，始期日起有功。該地方文武倘敢仍前玩泄，一任書差弊混，不即確查實數(shù)，遇事諉卸，即會稟撤參。”⑤

清末官方治理能力減弱，民間力量卻逐漸滋長，調動民間社會的積極性，讓眾多漁民發(fā)揮熟悉海域環(huán)境的優(yōu)勢，不僅能夠使其在“捕盜、緝私、裕課、安商諸事”上主動作為，而且也能以“漁團”協(xié)助江海關加強海防。左宗棠的建言得到了光緒帝的允準，德宗實錄里記錄說：“兩江總督左宗棠奏籌辦海口防務，創(chuàng)設漁團，精挑內外洋熟悉水性勇丁，以資征防。得旨：即著左宗棠督飭邵友濂等核實辦理，務臻妥善。期于實有裨益，毋致滋生弊端。”⑥

從上述事例看，清代海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較前更加務實，糾正了過去將海防與漁業(yè)、貿易等相互對立的思維路徑，很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海防與沿海漁民生計二者間的自洽，一定意義上達到了“海疆寧謐”的目標。漁民天生勤勞，多數(shù)愿意依靠正常的捕撈作業(yè)獲得生活資料，官府通過行之有效的治理辦法，讓他們活動在井然有序的環(huán)境中。官兵的制度化督巡一方面宣示王朝德意，另一方面及時發(fā)現(xiàn)或阻止違法行為，從而更易使海域社會形成良俗美序。漁民自身優(yōu)勢常常能轉化為有效的防御資源，在官方海防吃緊的背景下，補足國家的整體海防力量，抵御外來侵略。

（作者為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海疆政策與開發(fā)研究”（項目編號：13&ZD09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清]施瑯：《靖海紀事》卷二《海疆底定疏》，臺灣文獻叢刊本，第53頁。

②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檔號：04-01-01-0095-027。

③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檔號：04-01-01-0297-033。

④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檔號：04-01-01-03-0029-022。

⑤[清]盛康：《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卷九十，兵政十六海防，第6-8頁。

⑥《清德宗實錄》卷一百六十六，光緒九年七月甲申，第6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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