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古代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進行長期交往，并在兼容并包、交流互鑒中形成了中華文明的樣態(tài)。中華文明也在器物、技藝、制度、思想等層面影響和促進其他文明及人類文明發(fā)展。古代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實踐表明，文明交流互鑒使各文明在交往中增強對自身文明與其他文明的認識；增進相互間理解、尊重、友好，助力維護世界和平；各文明間相互借鑒，互為啟發(fā)，推動人類文明不斷向前發(fā)展。

【關鍵詞】文明交流互鑒 中華文明 中國史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中國自古便積極通過陸上、海上絲綢之路與其他文明進行交流交往?！妒酚洝分蟹Q漢武帝時期“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魏晉時期，外來宗教沿絲綢之路逐漸進入中國。隋唐兩代中國與其他文明交流空前繁榮，長安街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使節(jié)、僧侶、商客，以及三萬多名留學生。兩宋雖受政治、戰(zhàn)爭影響，官方出使減少，但民間交流因商品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愈發(fā)活躍，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東南亞、非洲的聯(lián)系增多。元朝建立起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與各文明間的交往更為廣泛、密切。如遣使團前往羅馬教廷，掃馬、汪大淵等旅行家向西、向南的游歷。明朝有鄭和七下西洋的文明交流實踐。明末清初朝廷任職的外國人來源國愈發(fā)多元，既有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傳教士，也有通過科舉進入中國官場的交趾（越南）人與朝鮮人等。

自漢朝以降，我國歷朝歷代皆有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官方記載。其中，在大一統(tǒng)王朝時期，官方與民間的交流都較為興盛；在分裂時期，官方交流受限，但民間交流并未因政治與戰(zhàn)亂的原因中斷。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影響和促進中華文明逐漸形成當今的形態(tài)，也影響和促進其他文明以及人類文明發(fā)展。

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

經(jīng)由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其他文明的動植物、宗教、技藝、科學等傳入中國，豐富了中華文明，在與中華文明原有物質(zhì)與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了相互交融的獨特樣態(tài)。

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朝貢與貿(mào)易，外國的動植物進入中國，推動我國文化生活、中醫(yī)藥、軍事等發(fā)展。馬匹是絲綢之路上最為熱門的動物。在張騫通過沙漠綠洲絲綢之路發(fā)現(xiàn)了大宛國以及大宛國的汗血寶馬后，漢武帝便頻繁派遣使節(jié)前往大宛國以求寶馬。隨著使團帶去羅馬教廷的元順帝諭旨中提到，“朕使人歸時，仰爾教皇，為朕購求西方良馬”。除了馬匹等動物外，外國的植物、礦石等物產(chǎn)也通過朝貢、貿(mào)易等方式大量進入中國。在明代《本草綱目》中就記錄了大量來自中東、印度洋沿岸以及東南亞的植物與礦石，如馬腦（瑪瑙）、石榴、胡黃連、茉莉等。外國物產(chǎn)進入中國不僅豐富了中國人民的文化生活，其藥用價值也被歷朝歷代的醫(yī)者發(fā)現(xiàn)，對我國中醫(yī)藥發(fā)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外來宗教也通過文明交流互鑒逐步進入中國，僑民是宗教傳播的重要載體。佛教信仰最初就是隨著來華的商人、使節(jié)以及合族避難的西域各國人民傳入中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通過陸上、海上絲綢之路來華的外國佛教僧侶使我國人民接觸到佛經(jīng)，推動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伊斯蘭教起初隨阿拉伯商人進入中國沿海與邊疆地區(qū)。阿拉伯僑民在中國社會中與當?shù)厝送ɑ?、受到中華文化影響，加速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進程。元朝時期，大量穆斯林人參與到蒙古軍隊之中，并隨軍派駐到全國各地，與當?shù)氐母髯迦嗣裢ɑ?。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社會地位的提升以及活動范圍的擴大，推動了伊斯蘭教在我國的傳播。

歷朝歷代政府將來華的傳教活動視為一種國際政治交往，很多朝代都對傳教活動持開放、支持態(tài)度。初唐時，大秦（羅馬）景教派遣教士阿羅本前往長安，唐太宗派遣房玄齡在長安西郊以儀仗迎接。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統(tǒng)治波斯后，古波斯文明的國教瑣羅亞斯德教有大批教徒東遷。唐朝專門設有薩寶府處理祆祠活動。武則天曾召見摩尼教僧侶拂多誕并令其與佛教僧侶辯經(jīng)。摩尼教在傳入中國后逐漸佛教化，提出摩尼、釋迦、老子三圣同一論。元朝時期，教皇英諾森四世派方濟各會教士與元朝聯(lián)系。此時元朝正值鼎盛時期，文化開放，傳信請教皇派遣傳教士來華。教皇尼古拉四世遂派約翰·孟高維諾來華。元成宗鐵木耳恭敬相待并準許其傳教。自此景教與天主教方濟各會合流，統(tǒng)稱為基督教。

外來動植物與宗教的引入，給中國的藝術帶來新的變化。漢代的麒麟石雕形象與鹿類似，魏晉南北朝時期轉(zhuǎn)變?yōu)橄癃{像豹，融入了中國本土并不多見的動物元素。唐代的唐鏡背裝飾中充滿孔雀、獅子、海獸、葡萄等非中國本土的動植物花紋。中國的畫作、雕刻中也出現(xiàn)了像忍冬、唐草這類外來植物形態(tài)。隨著佛教的東傳，佛教藝術在我國興盛，我國的石窟有采取希臘印度式雕刻、印度笈多式的技法。唐朝的建筑中也顯現(xiàn)出中國原有文化與佛教文化融合之特征。唐朝建筑在大體結構中仍延續(xù)周漢的傳統(tǒng)式樣，而在裝飾上則采取了印度與波斯藝術的式樣。在繪畫中，受到佛教畫家與外國畫家的影響，凹凸法、暈染法、潑墨法、陰影法等印度、歐洲的美術技法出現(xiàn)在中國的山水畫與人物畫中，促進了我國國畫的發(fā)展。

古代中國對外來的科學技術持有好奇和學習借鑒的態(tài)度。明末正值內(nèi)憂外患之際，士大夫急迫地想要尋求能夠重振明朝的方法，積極向利瑪竇（意大利）、郭居靜（意大利）等傳教士學習數(shù)學、天文、水法等自然科學知識。明清的圖書也證明了中外在科技、農(nóng)業(y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如《坤輿萬國全圖》《乾坤體義》《遠西奇器圖說》《火攻挈要》《職方外紀》以及參考由金尼閣（法國）帶來的7000部圖書編纂的《崇禎歷書》和在康熙組織下中國學者編纂的西方數(shù)學知識百科全書《數(shù)理精蘊》等。

古代中華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推動人類文明發(fā)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上指出：“中國的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天文歷法、哲學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響深遠，有力推動了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

在器物方面。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著《歷史》一書中就記載了遠東民族及絲綢制品。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記述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上層人士喜愛穿絲綢面料的衣物，埃及艷后也曾身著絲綢制衣物。當時，地中海沿岸國家便知在遙遠的東方有這樣一個生產(chǎn)絲綢的國家，所以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即產(chǎn)絲的國家。

中國的瓷器也遠銷海外，不僅促進東亞、東南亞制瓷業(yè)的發(fā)展，對西方的文化生活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埃及仿照中國青瓷、白瓷發(fā)展自身制陶技藝。波斯三彩及制陶業(yè)發(fā)展也受到中國瓷器影響。中國的龍泉青瓷在外銷中更是受到全球性的歡迎，東亞、東南亞多國在對其喜好的同時紛紛開始效仿，結合自己本國特色和中國制窯技法，生產(chǎn)出日本瀨戶窯、朝鮮高麗青瓷等獨具自身特色的瓷器。龍泉青瓷傳入法國，其獨特的梅子青色受到法國社會的喜愛，梅子青色成為當時法國女性的潮流顏色。

自公元13世紀馬可波羅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風土人情后，中國風（Chinoiserie）逐漸在西方發(fā)展盛行，并于18世紀到達頂峰。中國的紋樣、元素混合著西方人對中國的想象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方中國風藝術。特別是在18世紀，西方的藝術家將洛可可風格與中國風融合形成洛可可式中國風繪畫，成為當時西方藝術的潮流。

在制造技術方面。中國的水利灌溉技術傳至中亞，促進了中亞地區(qū)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中國的多桅帆船、船尾方向舵等造船技術提高了歐洲的航海能力，為哥倫布遠航奠定了技術基礎。中國的鏈式針跡、提花機、縹絲機、水紡車等促進了歐洲紡織業(yè)的發(fā)展。

在社會制度方面。中國自秦漢建立起的一套律令制度、文官制度和科層管理體系，傳入西方后，使得西方學者將秦漢稱為“現(xiàn)代國家”，將中國制度視為“開明專制”的代表。歷史上，中國的社會制度被周邊國家學習引進。日本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即是全面學習中國的律令制度，日本對于中國律令的引進和研究自唐代的“大化革新”始，至1868年“明治維新”止，持續(xù)了1200余年。

中國的科舉制度也被周邊國家廣泛吸收、學習。朝鮮半島是中國域外實行科舉制最長、科舉體系最完備的地區(qū)?？婆e在當時的東亞具有“普遍化”的趨勢，12—19世紀，中、韓、越三國連同琉球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東亞科舉文化圈?？婆e制也受到西方的關注，如歐洲思想家們關注到中國創(chuàng)立的科舉制，指出中國獲得貴族身份的方式是學問而非血緣，使思想家、哲學家成為貴族的同時，這些擁有知識的學者階層成為國家的管理者。美國漢學家賈志揚指出，中國的科舉具有世界史的意義。中國文官制度體系中的科舉、司法、監(jiān)察、諫議等制度，被西方所借鑒，促進了歐洲近代文明的形成與發(fā)展。

在思想方面。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道德觀、倫理觀，為17—18世紀離開宗教信仰的歐洲世俗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運行、社會治理的理念。17世紀法國學者弗朗索瓦·貝尼耶對孔子倫理學極為推崇，他編著的《論語導讀》（1688年出版）被作為國禮贈送給習近平總書記。貝尼耶指出，孔子構建的倫理學通過孝道、禮儀、習俗等一整套從理論思想到行為規(guī)范的道德體系，形成了國家治理的基礎，真正實現(xiàn)了理論的落地。以伏爾泰、沃爾夫、歌德、席勒為代表的歐洲啟蒙思想家、文學家也在中國文學中關注到中國的道德觀，從中國非宗教的道德體系汲取養(yǎng)分，用以對西方社會進行批判，并試圖構建起一套非宗教的維持社會秩序的道德體系。

文明交流的前提是平等與尊重，文明交流的結果是共存與和平

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并指出：“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在推動人類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古代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和交流互鑒歷程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在文明的交流中各文明可以增強對本國文明和其他文明的認識，在相互交流中增進相互理解，形成尊重、平等、共存的文明交流氛圍，助力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其他文明的先進經(jīng)驗，在世界和平的環(huán)境中，推動自身文明與人類文明發(fā)展。

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歷史中各文明間始終存在著交流互鑒。特別是歐亞大陸及周邊，受到地理條件的影響，各文明間的交流更為頻繁、緊密。漫長歷史中的文明交流互鑒，使得各文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文明樣態(tài)。一些自認為優(yōu)于其他文明的自身獨創(chuàng)，實際上可能是受到其他文明啟發(fā)、學習吸收其他文明的結果。各文明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有助于更好地發(fā)現(xiàn)自身的特點，挖掘自身的歷史，加深對本文明的理解與認識。

文明交流的前提是平等與尊重，文明交流的結果是共存與和平。從古代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開展交流互鑒的歷史中可以發(fā)現(xiàn)，文明交流互鑒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文明平等的前提之上。在交流中加深相互理解、發(fā)現(xiàn)各自所長，促進文明之間的平等與尊重，使得文明之間得以共存，從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②牟鐘鑒、張踐：《中國宗教通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③竇兆銳：《中華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彰顯魅力——訪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歷史評論》，2021年第1期。

責編/谷漩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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