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視角下，大國力量最本質(zhì)和持久的因素仍然是經(jīng)濟力量?？创忻澜?jīng)濟力量變化時，既要重視短期變化，但更要重視長期趨勢。從短期來看，中國經(jīng)濟總量趕超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速度有所減緩，但仍存在超越美國的可能。從長期來看，基于PPP測算的經(jīng)濟力量對比，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權力轉移理論相結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國際沖突和地緣政治變化。由于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基于上述兩種算法會有不同的經(jīng)濟地位，而這種差別是造成近年來俄羅斯和印度在國際舞臺上沖突性行動加劇的重要原因。日本因為熟悉政府能力與經(jīng)濟增長的復雜關系，傾向于低估中國的長期經(jīng)濟增長前景，進而導致日本在戰(zhàn)略上始終追隨美國。不過，俄烏沖突使美國組建包括歐盟、日本和印度在內(nèi)的大聯(lián)盟的成效大打折扣。

【關鍵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經(jīng)濟增長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權力轉移理論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6.005

鐘飛騰，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地區(qū)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中國外交、東亞與美國、一帶一路。主要著作有《發(fā)展型安全：中國崛起與秩序重構》《管控投資自由化：美國應對日本直接投資的挑戰(zhàn)（1985～1993年）》等。

前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與大國力量對比和大國博弈加劇密切相關。2017年底，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論斷，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2021年8月，中央宣傳部、外交部組織編寫《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進一步闡釋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豐富內(nèi)涵，包括力量對比、科技進步、全球治理以及國際思潮等四方面內(nèi)容。[1]這一概括既吸收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也為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和重點。與此同時，中國關于構建大國關系格局的框架，已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總體穩(wěn)定、均衡發(fā)展”等提法，發(fā)展為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和平共處、總體穩(wěn)定、均衡發(fā)展”等提法。加入“和平共處”并將其作為表述大國關系格局中的首要性質(zhì)，進一步說明大國互動不僅十分復雜，而且未來面臨著戰(zhàn)爭與和平的重大考驗。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對大國關系格局的論述維持了這一論斷。[2]

如果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提出的原創(chuàng)概念，那么在美西方與此相對應的概念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或者“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秩序”。西方學界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遭遇挑戰(zhàn)這一點上存在廣泛的共識，但對其成因和發(fā)展前景卻未形成一致。在討論其成因時，可以將美國學者的觀點分為內(nèi)外視角。持內(nèi)部視角的觀點，強調(diào)美國國內(nèi)的因素，包括美國經(jīng)濟衰退對社會團結的影響、自由主義理念的擴張性所導致的霸權成本上升和美國統(tǒng)治集團的調(diào)整能力等[3]；而外部視角則強調(diào)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挑戰(zhàn)者增多，特別突出的是中國和俄羅斯這樣持有不同于美國政治價值觀的大國。[4]關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發(fā)展前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預測，地緣政治趨勢和技術變革正在增加2040年大國沖突的風險。軍事力量、人口結構、經(jīng)濟增長、環(huán)境條件和技術，以及治理模式，將加劇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lián)盟之間的競爭。[5]美國蘭德公司在題為《中國大戰(zhàn)略：趨勢、軌跡與長期競爭》的報告中提出，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經(jīng)濟、外交與軍事發(fā)展在中長期內(nèi)很難預測，2050年不排除出現(xiàn)平行的合作伙伴和相互沖突的競爭對手這樣一種混合體。[6]總而言之，西方也認為未來大國關系的發(fā)展趨勢是高度不確定的。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大國的經(jīng)濟力量對比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質(zhì)上是指國際體系中關鍵行為體的構成發(fā)生重大變化，大國力量對比和大國互動的邏輯發(fā)生顯著變化。20世紀發(fā)生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及冷戰(zhàn)，均對大國的互動邏輯產(chǎn)生顯著影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大國互動方式和內(nèi)涵變化的結果，也是大國互動變化的動力。特別是對崛起中的大國而言，面臨著霸權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約束，在保持實力地位提升的同時，也應不斷提出新的理念和方案。

國內(nèi)學術界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聚焦兩個重要問題：一是以經(jīng)濟力量和大國力量對比為主要特征的大變局的推動力；二是中國的角色和影響。中國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動力是大國力量對比，特別是經(jīng)濟力量的對比。中國經(jīng)濟學家普遍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起因于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fā)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是世界經(jīng)濟格局的重大改變，最為關鍵的變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大國博弈加劇是中國外部環(huán)境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變量。[7]這就不難理解當前國際輿論高度關注中美經(jīng)濟力量對比的變化。[8]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年10月公布的世界經(jīng)濟展望數(shù)據(jù)庫，[9]圖1列出了1980年～2028年間，中國、德國、日本、印度和英國以市場匯率計算的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變化趨勢。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基于市場匯率，中國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的比重，在2021年達到76.2%，之后有所下降，其中2023年為65.7%，2024年反彈，2028年將上升至72.2%。在2020年～2023年間，日本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比重從24.0%下降至15.7%，降幅超過8個百分點。對于這種突然的下降，下文的分析將會進一步指出，在全世界通貨膨脹大幅上升的情況下，用名義GDP占比衡量兩國的經(jīng)濟力量對比具有一定的誤導性。目前，中國GDP已是日本的4倍多，全世界不再討論美日經(jīng)濟力量對比，而是高度關注中國何時能趕超美國。

圖1告訴我們需重點關注的兩項關鍵事實。第一，即便今后若干年中國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經(jīng)濟總量有所下降，但其發(fā)展趨勢和主要發(fā)達經(jīng)濟體的發(fā)展軌跡有很大不同。由于日元相對于美元升值，日本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峰值出現(xiàn)在1995年，比重是72.6%。在此之后，日本與美國的經(jīng)濟總量差距日漸擴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出現(xiàn)過短暫的反彈，但其占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比重仍下降至20%以下。圖1還顯示，在日本沖擊美國經(jīng)濟主導地位時，德國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比重也出現(xiàn)過與日本類似的發(fā)展軌跡，不過其波動的幅度和烈度要小得多。按照IMF的預測，2023年德國經(jīng)濟總量略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三位。變化幅度最小的是英國，其原因可能是英國作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重要發(fā)動者和支持者，其政治經(jīng)濟體系及其對外戰(zhàn)略，具有比日、德兩國更接近美國的特點。從日、英、德三國的變化軌跡看，與美國體制接近的發(fā)達經(jīng)濟體，其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經(jīng)濟總量比重的變化幅度相對平穩(wěn)?？偟膩砜?，與20世紀90年代前期相比，如今美國相對于其他主要發(fā)達經(jīng)濟體的經(jīng)濟優(yōu)勢進一步凸顯，這或許是美國仍執(zhí)迷于霸權地位和領導盟友的信心來源。第二，在世界經(jīng)濟格局中相對緩慢且微小上升的還有印度。未來一段時期，除了中國之外，只有印度有望繼續(xù)縮小和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差距。按照IMF的預測，2026年印度的經(jīng)濟總量將超過日本，2027年則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jīng)濟體，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不過，在看待印度經(jīng)濟的發(fā)展?jié)摿r仍要保持謹慎。IMF預測，2027年印度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的比重可能達到17.3%，這大體上是2005年中國占美國經(jīng)濟的比重。

IMF在預測各國經(jīng)濟總量變化時，指的是加上了物價變化后的名義GDP。在2023年10月作出預測時，IMF假定2023年中美的經(jīng)濟增速分別為5.0%和2.1%，2024年中美的經(jīng)濟增速為4.2%和1.5%。2024年初，中美各自公布了2023年的實際經(jīng)濟增速，并對2024年的經(jīng)濟增長目標進行了初步設定，兩者均與IMF的預測存在差距。其中中國政府公布的2023年GDP實際增速是5.2%，設定2024年經(jīng)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是5%左右。[10]美國商務部公布的2023年美國實際經(jīng)濟增速為2.5%，多數(shù)經(jīng)濟學家和美聯(lián)儲官員預測2024年美國經(jīng)濟增速大概是1.4%。[11]如果同時考慮通貨膨脹和中美匯率變化，[12]那么2023年中國經(jīng)濟總量實際上占美國的比重為69.5%，高于IMF所預測的名義GDP占比約4個百分點。同樣，2024年中國經(jīng)濟總量實際上占美國的比重可能為71.6%，也要高于IMF的預測值5個百分點。

從上述分析中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從短期看，中國經(jīng)濟總量趕超美國經(jīng)濟總量的速度有所減緩，但仍存在超越美國的可能。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經(jīng)濟力量對比，也在一定程度上繼續(xù)印證中國人長期堅持的一項判斷，即經(jīng)濟基礎始終是國際力量博弈的基礎。不過，鑒于中美經(jīng)濟力量的比較涉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宏觀變量，在認識有關中美經(jīng)濟力量對比的發(fā)展趨勢，特別是經(jīng)濟力量對比趨勢對國際政治關系的影響時，需要平衡短期和長期態(tài)勢，既不能忽視短期的變化，也不能否認有關預測中對長期前景的認知，而應采取綜合性的視角。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國力量對比與國際沖突

在討論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有兩類爭論較為突出：一是世界經(jīng)濟增速是否已下降到歷史低點，開啟新的增長周期？二是基于購買力平價（PPP）這種方法測算的國家力量對比對理解動蕩的國際形勢是否仍然有效？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與國際政治的沖突。多數(shù)研究世界經(jīng)濟的學者都認識到，世界經(jīng)濟的繁榮和蕭條交錯進行，存在一個為期40年～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包括經(jīng)濟上升、繁榮、衰退和蕭條等四個大的階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世界經(jīng)濟進入衰退階段。按照IMF提供的數(shù)據(jù)，1980年～2019年的世界經(jīng)濟年均增速為3.5%。在此四十年中，最低的五年是1980年～1984年間，平均2.4%，特別是1982年的世界經(jīng)濟增速低于1%。因而，1982年也被視作第五個康德拉季耶夫新周期的開始階段。[13]IMF提供的數(shù)據(jù)表明，2020年～2024年的世界經(jīng)濟年均增速為2.6%，未來幾年世界經(jīng)濟年均增速將達到3.1%，這意味著最近和未來一段時期的經(jīng)濟增速，雖低于過去40年的平均水平，但已經(jīng)高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表明世界經(jīng)濟即將走出低谷，進入一個新周期。[14]

在世界經(jīng)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國際政治的競爭性和對抗性有所不同。100年前，蘇聯(lián)經(jīng)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在研究該周期時曾認為，長期的經(jīng)濟上升比長期的經(jīng)濟下降時期，更易出現(xiàn)戰(zhàn)爭和社會動蕩，原因是經(jīng)濟上升期間創(chuàng)造了新的市場，加劇了主要經(jīng)濟體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當前研究也發(fā)現(xiàn)，在1790年～1982年的4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經(jīng)濟上升時期發(fā)生戰(zhàn)爭的可能性要比經(jīng)濟下行時期分別多出17%、16%、36%和26%。[15]不少國際關系學者認為，討論20世紀70年代國際局勢的霸權穩(wěn)定論，仍可以用于分析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的國際局勢。例如，當提出霸權穩(wěn)定論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吉爾平于2018年去世時，他有關霸權衰退導致世界經(jīng)濟動蕩的論斷，被國際關系學界認為是一份持久的遺產(chǎn)。而在20世紀末，全球化發(fā)展順利時，霸權穩(wěn)定論一度被美西方學者認為是過時的論斷。[16]國際關系學者對霸權穩(wěn)定論相關看法的轉變，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前的局勢與20世紀70年代后期一樣，均屬于康德拉季耶夫的下行周期。

與世界經(jīng)濟領域的周期性變化相比，國際政治的形勢更為多變，更易受到主觀研判的影響，本質(zhì)上其實是霸權國心態(tài)和情緒的映射。在第五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下降期即將結束之際，相繼發(fā)生新冠疫情、俄烏沖突以及巴以沖突等，這似乎與該周期下行階段不易發(fā)生戰(zhàn)爭與社會動蕩頻率的長期觀察相違背。我們對此現(xiàn)象的一種解釋是，在上升期營造起來的樂觀情緒往往支配著對形勢的觀察，容易淡化對再次發(fā)生周期性衰退的擔憂。反過來說，當經(jīng)濟增長已經(jīng)觸底，進入下一個周期時，人們的悲觀情緒往往也會持續(xù)一段時期，以至于未能把握住上升周期中的機會。還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觀察國際政治形勢時，多數(shù)人通過對霸權國的相關政策表態(tài)來理解其趨勢，多數(shù)國家的學術研究也普遍受到霸權國話語體系的影響。但是，當霸權國自身深陷迷霧，意識形態(tài)色彩濃厚時，霸權國話語體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普遍下降，有關國際局勢變動的誤解和爭論就更突出。因此，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主要依賴于經(jīng)濟變量測定周期不同，在考察國際政治變化時仍需要注意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

美國總統(tǒng)拜登發(fā)表2024年國情咨文演講時宣稱，“美國正在崛起。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經(jīng)濟。自從我上任以來，我們的GDP一直在增長。我們對中國的貿(mào)易逆差降至十多年來的最低點”，“我們希望與中國競爭，而不是沖突。在21世紀的競爭中，我們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勝過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17]拜登的演講透露出關鍵信息，在此之前，美國官方極少使用“崛起”這個通常用于描述其他國家的關鍵詞來定位美國，如今美國領導人需要用“崛起”以此緩解美國社會的焦慮和不自信。

國家力量評估中的購買力平價法與地緣政治競爭。依據(jù)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jīng)濟總量實際上最早于2014年超過美國。但不少美西方學者多次質(zhì)疑依據(jù)PPP方法得出的國家間力量對比。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是質(zhì)疑派的代表，他早在2014年就撰文指出，購買力平價在比較各國的福利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適用于比較各國的實力地位。[18]近十年后，約瑟夫·奈更是進一步強調(diào)，購買力平價是經(jīng)濟學家用于比較福利水平而非經(jīng)濟實力的手段。即便未來按照匯率計算的中國經(jīng)濟總量超過美國，中國在軍事和軟實力指數(shù)上仍然遠遠落后于美國。與此同時，約瑟夫·奈也承認，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規(guī)模仍然很重要，但美國押注“中國巔峰”還為時過早。[19]

采用PPP要比市場匯率衡量更能提升發(fā)展中經(jīng)濟體和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的重要性——包括經(jīng)濟總量和對世界經(jīng)濟增長的貢獻等。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這就造成選擇何種衡量方法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日漸成為政治問題。IMF經(jīng)濟學家認為，兩種方法各有優(yōu)劣，具體選擇哪一種要看需求而定。在衡量經(jīng)常賬戶等資金流動時，市場匯率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但是在計算實際GDP增長時，國際組織使用不同的方法，IMF同時公布基于PPP和市場匯率法的各國經(jīng)濟總量及其占世界比重，而世界銀行則使用基于市場匯率的辦法確定。使用PPP計算時，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總量要比市場匯率法高出2至4倍。[20]按照世界銀行新發(fā)布的基于購買力平價的“國際比較項目”（ICP）研究成果，中國經(jīng)濟總量于2017年超過美國，其中，中國經(jīng)濟總量占全球的16.4%、美國占16.3%。[21]

由于兩種方法衡量的經(jīng)濟總量差距甚大，不同立場的國家會選擇不同的方法。近期的趨勢是，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jīng)濟研究所在一份2020年末發(fā)布的報告中所指出的，“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把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作為整體經(jīng)濟相對規(guī)?；?qū)嵙Φ闹笜?mdash;—例如，作為評估地緣政治力量的一個因素”。[22]面對發(fā)展中國家力量的上升，美西方國家的機構總體上不贊同使用PPP衡量一個經(jīng)濟體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英國的牛津經(jīng)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在2023年底出版的一份報告中也如約瑟夫·奈一樣，貶低購買力平價這種方法的準確性和有效性，特別是認為該方法在評估地緣政治影響力上并不妥當。按其說法，一個經(jīng)濟體不能用購買力平價衡量的貨幣額在國際市場購買到相應產(chǎn)品。[23]牛津經(jīng)濟研究院這樣做的考慮是，采用市場匯率法后的中美實力差距，更符合國際輿論的直觀感受。彼得森國際經(jīng)濟研究所報告的看法是，相對于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的工資、非貿(mào)易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遠低于高收入國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低收入國家的生產(chǎn)率比較低，如采用PPP方法計算GDP，會夸大這些國家的經(jīng)濟規(guī)模、生產(chǎn)能力以及在國際經(jīng)濟關系中的重要性。因而，該機構的主張是采用一種更加折中的辦法，將涉及生產(chǎn)力水平的部分加入PPP方法中。按照新方法重新計算各國排位，美國經(jīng)濟總量繼續(xù)保持第一，歐盟（不包括英國）也略多于中國，印度列第四，日本列第五，俄羅斯居第六。[24]

讓多數(shù)人感到意外的是，以武力方式挑戰(zhàn)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并不是中國，而是經(jīng)濟規(guī)模相對較小的俄羅斯。如前文所述，按照PPP方法衡量，2021年俄羅斯經(jīng)濟總量占世界比重不足2.3%。改用匯率法衡量，同期俄羅斯經(jīng)濟總量占比只有1.9%。質(zhì)疑PPP方法的學者認為該方法夸大一國的影響力，但是，我們通過比較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三國在兩種方法測算后的經(jīng)濟占比發(fā)現(xiàn)，三國的情況并不相同，且隨時間而變化。對中國而言，2015年以來兩種方法所衡量的經(jīng)濟占比差別并不大，PPP只是比市場匯率算高出10個百分點左右，但在20世紀90年代這兩種方法所測算的中國經(jīng)濟總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甚至超過當前使用兩種不同方法測算印度和俄羅斯經(jīng)濟的差別。在當前階段，兩種方法衡量得出的經(jīng)濟占比，差別最大的是印度，不少年份甚至相差一半。而俄羅斯居于中間位置，采用PPP方法可以使其經(jīng)濟占比在匯率算法基礎上提高60%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俄羅斯和印度要比中國更關注兩種方法的差異性。同時也說明，國際社會在研判俄、印兩國的實力地位時分歧較大，而對當前中國實力地位的看法事實上不太受匯率選擇的影響。由于國內(nèi)外都能比較準確了解中國的實力地位，因而中國的對外行為看上去更為審慎。

俄、印兩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沖突性行為加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對實力地位的認知分歧加以解釋。有研究認為，俄羅斯的大國地位長期與勢力范圍概念交織在一起，俄羅斯決策者也一直認為烏克蘭必須俄羅斯化。在美國不愿意承認俄羅斯的大國地位時，俄羅斯選擇使用武力改變現(xiàn)狀，以表明美國忽視俄羅斯的利益會付出代價，但俄烏沖突導致的結果之一是俄羅斯大國地位的削弱。[25]顯然，俄羅斯對此的看法會有所不同。如果普京總統(tǒng)認為俄烏沖突削弱了俄羅斯的地位，那么俄羅斯可能會更謹慎。俄羅斯學者給出的另一種解釋是，1999年～2016年間，由于俄羅斯治理效率提高和經(jīng)濟增長，俄羅斯的地位一直在上升。正是因為西方競爭對手實力的下降和俄羅斯的崛起，才使得俄羅斯有信心維護其重要的國家利益。[26]

權力轉移、經(jīng)濟增長前景與大國長期博弈

借助于PPP方法得出的經(jīng)濟總量發(fā)展趨勢，人們在分析大國關系和國際博弈時能更好地發(fā)揮前瞻性作用。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視角看，百年來主要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是極其巨大的?；赑PP計算，從1913年至2012年這一百年間，經(jīng)濟總量占世界比重上升幅度在5倍以上的國家是韓國，3倍以上的是巴西，2倍以上的是土耳其、埃及和中國，接近2倍的是墨西哥。下降幅度在50%以上的則有英國、俄羅斯、德國和法國。以上升的絕對額衡量，列第一位的就是中國，增量占比接近10%，而增長倍數(shù)列第一位的韓國，其凈增量不過1.4%。100多年來，中國占世界比重的增量，超過增量為正的國家的總和。[27]

如果將范圍縮小到幾個主要的經(jīng)濟大國，那么人們常說的“形勢比人強”效應就會更加明顯。如圖2所示，憑借已故經(jīng)濟學家麥迪森整理的基于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數(shù)據(jù)，[28]我們得以從經(jīng)濟角度看清幾個大國兩百年來的興衰歷程。整個19世紀，是中國和印度顯著衰落、美國和英國快速崛起的一個世紀，甚至包括沙皇俄國的經(jīng)濟力量都是興起的。整個20世紀，是英國衰落、蘇聯(lián)先繼續(xù)崛起后衰落的世紀，同時也是中國和印度先衰落后崛起的世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界限，在此前的120年中，中國和印度經(jīng)濟總量的下降是驚人的。目前理論界對中印國際地位下降與世界秩序轉變的相關研究成果還不多。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很少有衰落的國家的相關學說引起重視。

在國際政治領域，整個20世紀上半葉是熱戰(zhàn)的年代，20世紀后半葉是冷戰(zhàn)時代。兩個階段分屬于第三和第四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世界冷熱不同，似乎印證了權力轉移論者的一項判斷，即第四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時，蘇聯(lián)從未獲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29]而在第三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時，多數(shù)國家的權力地位相當接近。就此而言，權力轉移理論對國際政治現(xiàn)象的解讀，要好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相關啟示。但也有學者在研究蘇聯(lián)的行為時發(fā)現(xiàn)，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期，由于西方經(jīng)濟崛起和物質(zhì)上的相對優(yōu)勢，蘇聯(lián)領導人傾向于加深與西方的接觸，因而雙方關系表現(xiàn)得比較和平。[30]二戰(zhàn)結束后，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總量超過日本，從1987年開始，世界經(jīng)濟的前兩大經(jīng)濟體分別是美國和日本，但日本的第二大經(jīng)濟地位比較短暫，在這一階段中國、日本、蘇聯(lián)占世界比重的差異基本在1個百分點左右，1992年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就已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正是基于PPP方法衡量的中國實力發(fā)展前景，促使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就下定決心要制衡中國的發(fā)展，1995年美、日修改兩國同盟是美國對華實施參與戰(zhàn)略的有力證據(jù)。21世紀初，在論證中國實力早就位居世界第二時，中國學者采用了一種很簡單的辦法，將基于匯率和PPP計算的GDP占世界比重做算術平均，以此體現(xiàn)中國經(jīng)濟的分量。按此方法計算，2002年中國經(jīng)濟總量占美國的36%。[31]美國學者在論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jīng)濟實力減弱時，同樣很重視PPP意義上的中美經(jīng)濟力量對比，并預測中國經(jīng)濟規(guī)模的擴大將產(chǎn)生地緣政治影響力，地區(qū)內(nèi)國家早晚都會被拉入中國的地緣政治軌道。[32]

國際關系學者在考察中美之間的上述變化時，通常借助于權力轉移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權力轉移理論有一個較為流行的說法，當崛起國的實力地位達到主導國的80%時，開始進入權力轉移階段，到兩國的實力對比轉變?yōu)?20%時停止，其中最危險的階段是雙方平起平坐到120%這個時期。近二十年前，權力轉移理論的代表性學者羅納德·塔曼（Ronald L. Tammen）在論述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時有過一個判斷，2025年～2035年間將是中美之間平起平坐的區(qū)間。羅納德·塔曼還認為如果屆時中國是一個現(xiàn)狀滿意國，那么這種轉移會是和平的。[33]羅納德·塔曼對2025年～2035年這一區(qū)間的判斷，源于2004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fā)布的報告《繪制全球未來》。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這份報告在預測未來世界經(jīng)濟格局時，卻又采用了高盛公司2003年那份分析“金磚國家”的著名報告的相關數(shù)據(jù)。[34]因而，權力轉移理論的相關分析和論述，均是建立在基于PPP法衡量的經(jīng)濟總量變化的基礎上的。

從未來發(fā)展前景看，中國和印度的經(jīng)濟總量均將超過美國。上文已指出，世界銀行按照PPP方法衡量認為，中國經(jīng)濟總量于2017年超過美國。也正是從2017年底開始美國對華政策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圖2也表明，盡管IMF以PPP方法衡量的中國經(jīng)濟占比相較麥迪森給出的數(shù)據(jù)有所下降，但其超越美國的趨勢并未改變。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在2023年發(fā)布的《全球經(jīng)濟展望》報告中預測，按PPP衡量，2030年中國人均GDP為2.6萬美元，到2060年將翻一番。在此期間，印度經(jīng)濟總量將于2050年前超過美國。[35]對美國來說，這一前景是19世紀后期以來前所未有的。從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歷史看，在衰落之后重新崛起的國家屈指可數(shù)，目前只有中國和印度。權力轉移論者曾認為，崛起國的實力達到霸權國的120%時，權力轉移將停止，但這一點卻與中美兩國的GDP變化趨勢不完全吻合，因2020年中國經(jīng)濟總量已接近超過美國的20%。

權力轉移論者采用“滿意度”這個概念研判崛起國和霸權國權力地位接近時的狀態(tài)，實際上也反映出衡量權力概念的難度。按照羅納德·塔曼等人最近的解釋，滿意度是安全、政治協(xié)調(diào)和經(jīng)濟績效的混合體。權力轉移論者之所以重視滿意度，是因為僅用GDP指標無法準確識別發(fā)展中國家的權力地位及其意圖，因為后者采用不同的計算方法會呈現(xiàn)完全不同的經(jīng)濟地位。當崛起國認識到兩種方法評估經(jīng)濟地位的差距很大時，實際上其行為較難預測，因為個別時候其行為與較大規(guī)模經(jīng)濟體類似，而不完全是一個人均收入很低的國家的行為。持權力轉移論觀點的學者為了解釋這一差異，引入了政治績效這個變量，用于描述一國政府從其人口中獲取財政資源并分配這些資源推進國家戰(zhàn)略目標的能力。[36]顯然，政治績效是一個政治性相當強的概念。但權力轉移論者對相關理論進行這樣的擴展之后，不僅將權力轉移理論泛化了，而且也難以避免政治績效和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因為政府（國家）能力已經(jīng)被視作是經(jīng)濟增長的關鍵所在。就政府能力而言，顯然中國要比印度贏得更多的贊譽，但也因此被美西方視作是對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滿意度較低的國家。

從筆者關心的問題，即各國力量的對比變化趨勢看，憑借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經(jīng)濟總量，可以較早地看到發(fā)展趨勢的不同，這個趨勢對于我們理解國際形勢很有幫助。各國并不完全是基于過去采取行動，很多時候也是基于對未來的預期開展外交和部署戰(zhàn)略。特別是在動蕩變革期，對未來的預期在各國決策中的權重顯著加強了。[37]日本對中國長期的經(jīng)濟增長前景持懷疑態(tài)度，在一定程度上這是日本疏遠中國轉而接近美國的根本性原因。2014年，日本經(jīng)濟研究中心曾預測，到2050年，美國將繼續(xù)享有經(jīng)濟霸權。因此，對日本來說，與美國的關系將更加重要。[38]2019年6月，日本經(jīng)濟研究中心發(fā)布了至2060年的長期經(jīng)濟預測。該預測認為，2030年代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到了2060年中美經(jīng)濟仍將形成勢均力敵的局面。[39]日本的評估與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評估之所以有較大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作為東亞國家，對政府能力在促進經(jīng)濟增長方面的優(yōu)劣有更突出的認知。顯然，對未來的預期極大地影響了日本對華政策，只要日本戰(zhàn)略界不承認中國的長期經(jīng)濟增長，不接受中國未來會成為第一大經(jīng)濟體的前景，那么日本的對外政策仍將以美國為中心，根據(jù)與美國關系發(fā)展的需求來決定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包括對俄羅斯的政策。

近二十年前，權力轉移理論者羅納德·塔曼在分析美國大戰(zhàn)略時建議，美國不應當將精力花費在中東，而應當更多關注亞洲局勢。因為就未來對經(jīng)濟主導地位的長期競爭而言，只有美國、中國和印度三個選手。在羅納德·塔曼看來，美國的戰(zhàn)略選擇是“兩步走”，第一步是盡可能讓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讓中國成為一個對國際秩序滿意度高的國家；第二步是如果失敗，那么美國應在日本、印度和歐盟之間建立強大的聯(lián)盟，以此吸引俄羅斯，從而達到在相當長時期來阻止中國實現(xiàn)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目標。[40]對照自奧巴馬政府時期以來迄今為止的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其實采取了“同步走”的策略。但隨著拜登政府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公開承認“美國數(shù)十年來為塑造或改變中國所做的公開和私下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41]美國將更加聚焦于第二步，即組建更強大的聯(lián)盟，盡可能延緩中國實力的增長，甚至讓中國像蘇聯(lián)那樣“自廢武功”。不過，出乎預料的是，隨著俄烏沖突的爆發(fā)，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美西方不可能再讓俄羅斯進入西方。美西方學者甚至預測，不管俄烏沖突以何種方式結束，未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將進行持久的政治對抗和軍備競賽，并進一步導致西方與俄羅斯之間處于一種新型的冷戰(zhàn)狀態(tài)。[42]因此，在未來的聯(lián)盟中，歐盟的角色和地位將大不如前。而且，即便是組建聯(lián)盟的前景，也將隨著特朗普主義長期影響美國政壇，而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

結論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其實質(zhì)是指國際體系中關鍵行為體的構成發(fā)生重大變化，大國力量對比和大國互動的邏輯發(fā)生顯著變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視角下，大國力量最本質(zhì)和持久的因素仍然是經(jīng)濟力量。在看待中美經(jīng)濟力量變化時，既要重視短期變化，但更要重視長期趨勢。

從短期來看，2023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出的世界經(jīng)濟增長趨勢存在一定的誤導性，因其所側重的名義GDP增長嚴重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從實際經(jīng)濟增長看，2023年中美經(jīng)濟力量對比要比IMF所預測的高出4個百分點，2024年的占比也要高出5個百分點。即便是基于市場匯率測算，未來5年中國的發(fā)展趨勢和主要發(fā)達經(jīng)濟體的發(fā)展軌跡有很大不同，中國并不會步日本后塵。近幾年被視作經(jīng)濟增長強勁的印度，目前其占美國經(jīng)濟的比重也僅相當于2005年中國占美國經(jīng)濟的比重。

從長期來看，更加重要的是基于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大國經(jīng)濟力量對比。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測算，目前世界經(jīng)濟正在進入第六個周期。但是，與以往康德拉季耶夫上行周期會出現(xiàn)更多的沖突和動蕩不同，源于霸權國對崛起國擔憂造成的情緒等因素的影響，這種沖突已經(jīng)提前，并將進一步強化。更進一步來看，基于PPP測算的經(jīng)濟力量對比，也能較好地預測地緣政治沖突，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論述的那樣，PPP算法只能用于評估經(jīng)濟福利水平。權力轉移理論對相關現(xiàn)象的預測，也是在PPP基礎上對經(jīng)濟力量對比評估后進行的。美國對中國的防范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實際上已經(jīng)是世界第二，并且存在趕超美國的趨勢。這進一步表明，戰(zhàn)略人士在制定對外戰(zhàn)略時不完全是基于歷史，而是非?？粗匚磥淼内厔荩⒃噲D通過現(xiàn)有力量改變趨勢。因而，傳統(tǒng)的權力轉移理論也需進一步改進。特別是在理解目前國際政治現(xiàn)象時，權力轉移理論的解釋存在泛化的趨勢，不斷加入新的因素來測度國家權力。因而，筆者認為，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權力轉移理論相結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國際沖突和地緣政治變化。

筆者發(fā)現(xiàn)，由于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基于上述兩種算法會有不同的經(jīng)濟地位，因而，國際社會及本國戰(zhàn)略人士在認知這類國家的實力地位時有很大的分歧。以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為例，實際上無論是采用PPP方法還是用匯率法，2015年以來中國占世界經(jīng)濟的比重差別不大，但印度和俄羅斯卻差別甚大，這種差別是造成兩國在國際舞臺上沖突性行動加劇的重要原因。為了證明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要比外部世界所承認的高，俄羅斯和印度均采取了激烈的對抗行動。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占美國經(jīng)濟比重看，如今的印度僅相當于2005年的中國。并且，就像權力轉移理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政府能力在研判國家實力地位時相當關鍵，因此，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性要遠大于印度。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因為熟悉政府能力與經(jīng)濟增長的復雜關系，傾向于低估中國的長期經(jīng)濟增長前景，進而導致日本在戰(zhàn)略上始終追隨美國。不過，在俄烏沖突爆發(fā)后，美國欲組建包括歐盟、日本和印度在內(nèi)的大聯(lián)盟的成效大打折扣，未來甚至不排除在印度經(jīng)濟趕超日本之后，該聯(lián)盟進一步萎縮的可能。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變局與中國周邊安全新態(tài)勢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23&ZD331）

注釋

[1]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1年，第13～14頁。

[2]《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3]Cameron Ballard-Rosa, Amalie Jensen and Kenneth Scheve, "Economic Decline, Social Identity, and Authoritarian Val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2, 66(1)；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xiàn)實》，李澤、劉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Inderjeet Parmar, "Global Power Shifts, Diversi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33(2)；G. 約翰·伊肯伯里：《一個民主的安全世界：自由國際主義與全球秩序的危機》，陳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4]Markus Kornprobst and T. V. Paul,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97(5).

[5]"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40: A More Contested World," March 2021, https://www.waitang.com/report/31015.html.

[6]"RAND Corporati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2020,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798.html.

[7]張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jīng)濟評論》，2019年第5期；王一鳴：《百年大變局、高質(zhì)量發(fā)展與構建新發(fā)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胡鞍鋼：《中國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基本走向與未來趨勢》，《中國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基本走向與未來趨勢》，2021年第5期；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新發(fā)展格局與未來經(jīng)濟發(fā)展的展望》，《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8]"The Age of Superpower Parity," The Economist, 447(9346); Adam S. Posen, "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How Beijing's Struggles Could Be an Opportunity for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2023, 102(5).

[9]數(shù)據(jù)來源：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October。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世界經(jīng)濟展望》的數(shù)據(jù)進行解釋說明時指出，10月份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庫中的估計和預測，是基于截至2023年9月25日的統(tǒng)計信息。其中，實際有效匯率則是基于2023年7月25日至2023年8月22日期間的平均水平所定。

[10]2024年1月17日，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經(jīng)初步核算的2023年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為126萬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5.2%。參見國家統(tǒng)計局：《2023年國民經(jīng)濟回升向好 高質(zhì)量發(fā)展扎實推進》，2024年1月17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2024年3月5日，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24年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增長的預期目標是5%。參見《李強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2024年3月6日，第3版。

[11]2024年2月28日，美國商務部指出，2023年美國名義GDP為27.36萬億美元，2022年和2023年美國實際GDP增速分別為1.9%和2.5%，但加上通脹后，2022年和2023年的名義GDP增速分別為9.1%和6.3%。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urth Quarter and Year 2023 (Second Estimate)," 28 February 2024, https://www.bea.gov/news/2024/gross-domestic-product-fourth-quarter-and-year-2023-second-estimate.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個別官方人士發(fā)布的美國經(jīng)濟增速與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有所不同，本文以美商務部公布數(shù)據(jù)為準。如3月6日，美聯(lián)儲主席鮑威爾在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就美聯(lián)儲半年度貨幣政策報告發(fā)表證詞時表示，2023年美國GDP增長率為3.1%。Jerome H. Powell, "Semiannual Monetary Policy Report to the Congress," 6 March 2024,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testimony/powell20240306a.htm. 據(jù)美國媒體報道，鮑威爾在回答美國德克薩斯州眾議員阿爾·格林（Al Green）的問題時提及，美國經(jīng)濟學家和美聯(lián)儲官員的普遍預期2024年美國GDP增速為1.4%。Bryan Mena, "Key takeaways from Fed Chair Powell's testimony on Capitol Hill," 6 March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03/06/economy/fed-chair-powell-testimony-capitol-hill/index.html.

[12]IMF在預測2023年世界經(jīng)濟增速時，用于計算匯率的時間是7月25日至8月22日，這一階段，美元兌人民幣的平均匯率是7.16。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https://www.chinamoney.com.cn/chinese/bkccpr/。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shù)據(jù)，2023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1美元兌7.05元人民幣，比上年貶值4.5%。國家統(tǒng)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人民日報》，2024年3月1日，第10版。

[13]Lefteris Tsoulfidis and Aris Papageorgiou, "The Recurrence of Long Cycles: Theories, Stylized Facts and Figures,"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10(4). 該文將1790年至當前的世界經(jīng)濟分為五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別是：（1）1790年至1815年的上升期、1815年至1845年的下降期；（2）1845年至1873年的上升期、1873年至1896年的下降期；（3）1896年至1920年的上升期、1920年至1940年的下降期；（4）1940年至1966年的上升期、1966年至1982年的下降期；（5）1982年至2007年的上升期，2007年至未來的下降期。按此劃分，較遠時期的兩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持續(xù)時間超過50年，而最近的兩個周期的時間不足50年，第四個周期的持續(xù)時間甚至在40年左右。

[14]2024年1月底，IMF首席經(jīng)濟學家古林查斯在發(fā)布《世界經(jīng)濟展望》更新版時，將2024年和2025年的世界經(jīng)濟增速調(diào)高至3.1%和3.2%，并表示世界經(jīng)濟正處于軟著陸的最后階段。Paul Wiseman, "IMF Chief Economist Says World Economy Is 'Now in the Final Descent Toward a Soft Landing'," 2024, https://fortune.com/2024/01/30/imf-world-economy-outlook-forecast-america-boom-soft-landing/.

[15]Lefteris Tsoulfidis and Aris Papageorgiou, "The Recurrence of Long Cycles: Theories, Stylized Facts and Figures,"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10(4).

[16]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海倫·米爾納在紀念吉爾平去世時提出的觀點，按學術傳承算，米爾納是吉爾平學生輩的學者，米爾納對霸權穩(wěn)定論的看法也經(jīng)歷了變化。Helen V. Milner, "The Enduring Legacy of Robert Gilpin,"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8-15/enduring-legacy-robert-gilpin.

[17]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03/08/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state-of-the-union-address-3/.

[18]Joseph S. Nye, Jr, "When Will China Overtake the US?" 2014,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4/11/will-china-overtake-us/.

[19]Joseph S. Nye, Jr, "The China Fears Are Exaggerate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2023, 31(1).

[20]Tim Calle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Weights Matter,"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Series/Back-to-Basics/Purchasing-Power-Parity-PPP. 該文有多個版本，最早發(fā)布在IMF2007年出版的《金融與發(fā)展》（Finance & Development）上，2017年又進行了更新，相關說明可參考：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basics/index-0629.htm。筆者引用該文時，至少已經(jīng)是第三個版本，從其改動的內(nèi)容來看，新版本在承認兩種方法的優(yōu)劣時，也認識到選擇不同方法牽涉到評估中國和印度對世界經(jīng)濟增長的貢獻的大小。

[21]World Bank,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for Policy Making: A Visual Guide to Using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1, p. 8. 在中美之后，體量較大的經(jīng)濟體分別是印度（6.7%）、日本（4.3%）、德國（3.7%）、俄羅斯（3.2%）、英國（2.5%）、巴西（2.5%）、法國（2.5%）、印度尼西亞（2.4%）、意大利（2.1%）和墨西哥（2.1%），其余占比在1%以上的經(jīng)濟體包括土耳其、韓國、西班牙、沙特、澳大利亞、伊朗、埃及、泰國和波蘭。

[22][24]Patrick Honohan,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to Compare Countries: Strengths and Shortcomings," 2020,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b20-16.pdf.

[23]Oxford Economics, "Chinese Catch–up Prospects Recede as the US Outperforms," 2023, https://www.oxfordeconomics.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20231518-RB-ChinaUS.pdf.

[25]Janko Š?epanovi, "Still a Great Power? Russia's Status Dilemmas Post–Ukraine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24, 32(1).

[26]Simon Saradzhyan and Nabi Abdullaev,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s Putin's Russia in Decline?" Europe–Asia Studies, 2021, 73(2).

[27]鐘飛騰：《百年大變局、新發(fā)展格局與中國外交新布局》，《外交評論》，2023年第4期。

[28]數(shù)據(jù)來源：Maddison Database 2010，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0。

[29]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6, 1(1).

[30]Salvatore Babones, Philipp Babcicky and Oleg Gubin, "Global Kondratiev Waves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Russia Since 1800: A Relative Depriva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3, 60(5).

[31]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6, 1(1).

[32]Christopher Layne, "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94(1).

[33]Ronald. L. Tammen, "The Impact of Asia on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India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6, 8(4).

[3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p. 31–32.

[35]OECD, "Long–Term Baseline Projections," 2023, https://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EO114_LTB&lang=en.

[36]對權力理論發(fā)展脈絡的相關介紹可參考牛津研究百科提供的詞條：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Foundation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2017,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296。

[37]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7, 41(1)；林民旺：《前景理論與外交決策》，《外交評論》，2006年第1期。

[38]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Vision 2050: Maintain Position as a Frist–Tier Nations," 2014, https://www.jcer.or.jp/eng/research/pdf/140408update.pdf.

[39]《2060年の世界、米中が経済規(guī)模で拮抗》，2019，https://www.jcer.or.jp/economic-forecast/20190617-2.html。

[40]Ronald. L. Tammen, "The Impact of Asia on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India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6, 8(4).

[41]Jake Sullivan, "Remarks and Q&A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2024, https://www.state.gov/translations/chinese/remarks-and-qa-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the-future-of-u-s-china-relations-zh/.

[42]Anthony H. Cordesman, The Lasting Strategic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July 2023.

Centennial Changes and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Evolution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Zhong Feiteng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the most essential and enduring factor of a major power is still its economic strength. When looking at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both short-term changes and long-term trends. In the short term, the pace at which China's total economic output surpass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slowed down, but there is still the possibility of surpass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ong term, comparing economic strength based on PPP calculations, combining Kondratieff cycles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can help better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s. Due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positions of countries with lower income levels based on the two algorithms mentioned above, this differenc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ual actions by Russia and India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recent years. Japan, due to its familiarity with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ends to underestimate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leading to Japan consistently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ally. Howev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 in forming a grand coalition that includes the EU, Japan and India.

Keywords: global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economic growth, Kondratieff cycle, power shift theory

責 編∕肖晗題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