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從明末清初到21世紀的今天，從漢學到中國學再到世界中國學，學術積淀越來越深厚。傳統(tǒng)漢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古代中國，側重人文學術；二戰(zhàn)后漢學中心轉移，研究范式發(fā)生重大變化，從傳統(tǒng)漢學向現(xiàn)代中國學轉變，側重于現(xiàn)實問題和國際關系等新領域。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fā)展，海外對中國的關注和研究與日俱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世界中國學”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折射和代表了人們對于世界、人類、文明理解的不斷深化。

【關鍵詞】漢學  世界中國學  歷史沿革  學術積淀    【中圖分類號】K207.8    【文獻標識碼】A

在漢語傳統(tǒng)中，“漢學”指漢代的學問，區(qū)別于注重義理的“宋學”，以強調訓詁、考據(jù)、版本為主要特點。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漢宋之學不僅指兩個不同朝代的學問，也標示了兩種不同的學術路徑。清代學者標舉漢學，如江藩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詳細記述了“漢學”在清代興起的原因、過程和主要學者的成就。19世紀西方學術界開始使用“漢學”（Sinology）來指稱對中國語言、歷史、文明的研究，為了和漢代之學相區(qū)別，有時也在“漢學”前面加上“海外”或“國際”等字樣。

1814年，法蘭西學院正式設立了漢學教席，這在法國以及西方漢學發(fā)展史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從此，漢學開始成為一個專門學科，進入全新發(fā)展時期。

漢學的歷史沿革：世界對中國理解、研究的不斷深化

專業(yè)漢學建立之前對于中國文化的研究可以稱之為業(yè)余漢學或者前漢學，前漢學可大致分為游記漢學和傳教士漢學兩個時期。

早在希臘羅馬的文獻中就有關于中國的記錄，但較為簡略模糊。在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前，有關中國影響最大的作品是《馬可·波羅游記》。該書完成于1298年，共分4卷，比較詳細地記敘了元朝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狀況，大大拓展了西方人的世界觀念，也直接催生了近代地理大發(fā)現(xiàn)。該書使原本籠統(tǒng)的中國形象清晰起來，是西方認識中國歷程中的標桿性著作。《馬可·波羅游記》之后陸續(xù)有《鄂多立克東游錄》《馬黎諾里游記》《曼德維爾游記》等著作，其中寫于14世紀中葉的《曼德維爾游記》最為風行，至1500年時，該書已被從英文譯成了歐洲的主要文字，其影響僅亞于《馬可·波羅游記》。

大航海以后，大批西方人來到東方，中國和西方在精神和思想上首次相遇。此時來中國的傳教士開始向西方介紹中國，留下了數(shù)量可觀的作品，成為漢學發(fā)展的奠基石。

傳教士漢學的代表人物利瑪竇（Matteo Ricci），被公認為西方漢學之父，其代表作《中國札記》除了介紹天主教進入中國的歷史之外，主要內容是對中國的全面介紹。該書第一卷幾乎就是一部涵蓋中國方方面面的小型百科全書，也是一份讓歐洲人全面了解中國的國情報告。利瑪竇利用親身經歷和從中國文獻中獲得的知識來介紹中國，從國名的由來談到地理位置和疆域（第二章），從富饒的物產談到工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第三、四章），從人文、自然科學談到科舉考試（第五章），從行政機構談到賦稅、軍事、法律等制度（第六章），從風俗習慣談到禮儀和宗教信仰（第七、八、九、十章）。利瑪竇在該書開卷首先闡明了其作品的真實性：“我們在中國已經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歷過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們和這個國家的貴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學者們友好交往。我們會說這個國家本土的語言，親自從事研究過他們的習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為重要的是，我們還專心致意日以繼夜地攻讀過他們的文獻。”（第一章）在利瑪竇看來，這些優(yōu)勢是以往那些描寫中國的作家們無法比擬的，因為他們“目擊實錄的事情有限，多是道聽途說而已”。（第一章）利瑪竇通曉漢語和中國典籍，這使《中國札記》的深度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部游記漢學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利瑪竇是以一名學者的身份來講述中國的，所以往往帶著自己的觀點。他不僅發(fā)表評論，還常常把中國和西方進行比較。例如，在介紹完中國的行政機構之后，他駁斥了一些西方人認為強大的中國會不斷擴張領土、侵略別國的論點：“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從他們的皇帝到平民卻從未想過要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他們很滿足于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第六章）由此不難窺見利瑪竇對中國的了解和欣賞。

隨著天主教傳教士的到來，中國典籍的西譯歷程也開始了。最早的一位翻譯家是羅明堅（Michel Ruggier），他的《大學》拉丁文譯本于1593年在羅馬出版，由此開啟了《四書》和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利瑪竇和羅明堅都是意大利人，當時活躍在中國的還有他們的同胞殷鐸澤（Prosper Intorcetta）、馬國賢（Matteo Ripa）、衛(wèi)匡國（Martino Martini）等人。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衛(wèi)匡國，他是第一個用科學方法測繪并刊印中國地圖的西方人，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的《中國新地圖集》是他在中國地理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也因此被譽為“中國地理學之父”。

在利瑪竇、羅明堅之后，大批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他們繼續(xù)從事研究中國文化、翻譯典籍的事業(yè)。早期領風氣之先的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法國人后來居上，逐漸成為傳教士漢學的主力。1685年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張誠（Jean Gerbillon）、白晉（Joachim Bouvet）、李明（Louis Le Comte）和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前往中國，來華后受到康熙的禮遇。白晉和張誠還擔任了康熙的老師，教授他數(shù)學、天文，深得器重。1697年白晉回法國后，根據(jù)康熙的要求招募了一批法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其中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雷孝恩（Jean Regis）、巴多明（Dominique Parremin）、宋君榮（Antoine Gaubil）、錢德明（Jean Amiot）、馮秉正（Joseph de Mailla）、韓國英（Pierre Cibot）等后來都成為在漢學方面卓有成就的專家。他們傳回歐洲的有關中國的報道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引發(fā)了“中國熱”。

18世紀法國出版了多部影響深遠的漢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杜赫德（Jean Du Halde）主編的《中華帝國全志》。該書實際上是將17世紀以來法國來華傳教士的報告、書信加以編輯整理而成，1735年出版后很快成為當時歐洲人認識中國的一部大全式手冊，并在幾十年之內先后被譯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種文字。

法國的“中國熱”影響面大，持續(xù)時間長，在18世紀中期達到高潮：從對一般中國工藝品的感性認識，到對中國書簡報告的閱讀，再到對中國文化的評判，借助異國文化因素來進行自我反思，由此推動“中國熱”進入到一個深刻的思想對話階段。18世紀諸多文人學者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不管是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這樣的學術大家，還是貝爾坦（Henri Bertin）這樣的朝廷高官，當時法國知識分子階層對中國均抱有濃厚的興趣。在貫穿18世紀的這種追逐中國文化的風尚中，漢學也開始享受到得天獨厚的發(fā)展機遇?，F(xiàn)代意義上的漢學在法國誕生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1814年12月，年僅27歲的雷慕沙（Abel Rémusa）成為歷史上首位漢學教授。他廣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國哲學、宗教、醫(yī)學，特別是在漢語語言文學方面成就卓著。1822年，雷慕沙出版了代表作《漢文啟蒙》，被認為是對漢語進行邏輯綜合和構建的第一次嘗試，也是按照中國語言的智慧來編寫的第一部語法書，具有長久不衰的學術價值。雷慕沙于1826年翻譯出版了清代小說《玉嬌梨》，1827年很快被轉譯為英文，在歐洲廣為流傳，對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理念產生了直接影響。

緊隨法國之后將漢學提升到專業(yè)層次的是俄國和英國。1837年，喀山大學在俄國率先設立了漢語教研室，西維洛夫成為俄國歷史上第一位漢學教授。英國也在同一年設立了首個漢學教席，地點在倫敦的大學學院，首任教授是著名的傳教士漢學家吉德（Samuel Kidd），倫敦的第二個漢學教席于1845年在國王學院設立。1877年，耶魯大學聘請曾在中國生活工作四十多年的衛(wèi)三畏（Samuel Williams）出任該校首任中文教授，漢學從此進入美國高等學府。此后歐美大學紛紛設立中文教席，漢學逐漸向專業(yè)方向轉換。

從19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的一個半世紀當中，法國一直引領著漢學的發(fā)展，雷慕沙之后漢學人才輩出，如儒蓮（Stanislas Julien）、巴贊（Antoine Bazin）、畢歐（Edouard Biot）、德理文（De Saint-Denys）、哥士耆（Alexandre Kleczhowski）、德韋理亞（Gabriel Devéria）、微席葉（Arnold Vissière）等。其中儒蓮成就最為突出，僅在翻譯方面就先后推出了《孟子》《大唐西域記》《西廂記》等質量上乘的典范之作，被視為19世紀中葉歐洲漢學界無可爭辯的大師，漢學界的最高獎項“儒蓮獎”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20世紀上半葉法國漢學達到鼎盛，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和他的幾位得意弟子——馬伯樂（Henri Maspero）、葛蘭言（Marcel Granet）、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叱咤風云，而伯希和（Paul Pelliot）更是獨領風騷，有人將這段時期的西方漢學概括為“沙畹—伯希和時代”。

二戰(zhàn)后，隨著伯希和等一代大師的謝世，漢學中心開始向美國轉移，隨之而來的是研究范式的重大變化，即從傳統(tǒng)漢學向現(xiàn)代中國學轉變。首先是太平洋關系學會的建立起到了扭轉風氣的作用，在個人方面，費正清（John Fairbank）發(fā)揮了重要影響。

太平洋關系學會于1925年建立。該學會最初是由夏威夷關心太平洋地區(qū)社會經濟問題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發(fā)起成立的區(qū)域性團體。后經擴充，吸收了來自世界不同地區(qū)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并且得到美國政府和一些財團的支持，發(fā)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團體，總部遷至紐約，在美國、中國、日本等國均設有分會。出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錯綜復雜的遠東局勢的關注，太平洋關系學會的研究重心始終放在遠東問題上，對中國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例如人口分布、農業(yè)技術、工業(yè)化、民族運動、國際關系、商業(yè)和投資等。太平洋關系學會還積極聯(lián)系基金會，資助學者深入中國進行實地考察，這是和傳統(tǒng)漢學非常不同的取向。法國的不少漢學大師，如雷慕沙、儒蓮等，終生都沒有來過中國，他們更關心作為古老文明的中國，對文物典籍感興趣。由于太平洋關系學會的出現(xiàn)，傳統(tǒng)意義上的漢學開始走出厚古薄今的研究壁壘，轉向側重現(xiàn)實問題和國際關系等新領域，從而揭開了“中國學”的序幕。費正清逐漸成為這一研究模式的代言人。

費正清1929年從哈佛大學畢業(yè)后前往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從此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他把中國海關問題定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從而確立了從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國為課題的研究方向。這一取向異于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進行文獻考證的傳統(tǒng)漢學，是一種新的嘗試。1936年，費正清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并回哈佛執(zhí)教。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以哈佛為基地，將新的中國學模式推廣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具有鮮明美國特色的中國學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關注近現(xiàn)代中國，服務于現(xiàn)實需要；二是在語言技能之外更強調學術訓練，特別是各種社會科學方法（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的訓練；三是在學科分工的基礎上強調跨學科研究。其中第二點最為關鍵，費正清曾將之簡單歸納為“傳統(tǒng)漢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結合之后的中國學不再單純局限于中文系（東亞系），而是進入各個學科。到1964年時，哈佛大學開設中國課程的有東亞系、歷史系、社會學系、政治學系、人類學系、法律系、美術系、音樂系，其他如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與之相似。

1955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后改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作為中國學新模式正式建立的標志。但中國學的確立并不代表傳統(tǒng)漢學的退場，哈佛燕京學社的存在及其廣泛學術影響就是一個明證。哈佛燕京學社1928年建立后，曾計劃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擔任社長，后來伯希和推薦了自己的學生——俄裔法籍漢學家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這非常好地說明了20世紀前半期歐洲漢學對于美國的影響。所以就20世紀來說，美國的中國學和漢學是并存的，只是前者占據(jù)主導地位。

以法國為代表的漢學主要研究古代中國，側重人文學術；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國學更關注近現(xiàn)代中國，側重社會科學。兩者分別對應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不同時期，用費正清的話來說就是“偉大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轉型”。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fā)展，海外對中國的關注和研究與日俱增。如何向世界講述一個真實的中國？如何為中國的和平發(fā)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在這一背景下，2004年，世界中國學論壇應運而生，這一論壇旨在為海內外研究中國的專家提供交流平臺，為國際社會深入了解中國創(chuàng)造條件。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世界中國學”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以往無論是漢學還是中國學，中國的文化、文獻典籍等是主要研究對象；而現(xiàn)在，研究中國就是研究世界的最前沿和未來。世界對中國研究的不斷深化，也折射和代表了人們對于世界、人類、文明理解的不斷深化。

從漢學到中國學再到世界中國學，學術積淀日益深厚

任何學術都必然經歷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圍繞中國的研究也是如此。以美國為例，1963年，全美國僅有33人獲得中國學博士學位，而至20世紀末，服務于美國大學、政府、新聞界、企業(yè)界的各類中國研究專家已逾萬人。19世紀時，美國沒有一家專門研究中國的學術團體，漢學在美國東方學會（1842年建立）、美國歷史學會（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僅哈佛大學就有十多個與中國學有關的機構。從明末清初到21世紀的今天，從漢學到中國學，再到世界中國學，學術積淀越來越深厚。

其一，中文藏書。中國研究最基礎、最重要的物質條件是漢語文獻的收藏。1869年美國政府經由其駐華使節(jié)將相當數(shù)量的西文書籍和植物種子送給清政府，作為答謝，清政府回贈了約1000冊的中文經籍和科學書籍。這批中文書籍運抵美國后被國會圖書館收藏，成為這個美國最大的圖書館最早的一批中文藏書。在德國，柏林圖書館和慕尼黑圖書館19世紀初期即開始收藏中文書籍，但數(shù)量很少。1829年漢學家內曼（Karl Neumann）到達廣州，幾年內收集了約12000冊中文書籍和手抄本，之后他將6000多冊運回德國，其中3500冊送給了慕尼黑圖書館，其余的由柏林圖書館收藏。由于內曼是受過嚴格漢學訓練的學者，他所挑選的書籍大都是對中國歷史、哲學、宗教、語言研究非常有用的典籍類、辭典類的基礎性著作，為德國漢學后來在這些方面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法國一直是漢學的引領者，法國國家圖書館也是世界上漢學典籍館藏最為豐富的圖書館之一。據(jù)官方統(tǒng)計，目前漢學典籍數(shù)量約計15萬冊。最早的收藏可以追溯到1697年，這一年法國傳教士白晉返回巴黎時，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遞了康熙贈送的49冊共312卷中文書籍，包括《禮記》《本草綱目》《大清律》等。此后法國傳教士不遺余力地收集各種漢籍，并源源不斷地寄回或帶回法國，到1720年時法國國家圖書館已有中文藏書1000多冊，到1742年時超過4000冊。19世紀，隨著法國專業(yè)漢學的興起和發(fā)展，漢籍以更大的規(guī)模進入國家圖書館，三類文獻構成了這一時期館藏的主要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中國經典著作的譯本；對中國政治、經濟和外交進行全面介紹的綜合性著作；以游記、航海日記和商團報告為主的紀實性作品。19世紀法國國家圖書館有三次較為大規(guī)模的圖書購買和收藏記錄，其中最重要的是1840年從中國一次性購買了115種3669冊書籍。20世紀是法國漢學文獻收藏的黃金時期，主要是通過在華的漢學家將大批典籍、手稿，特別是敦煌寫本、壁畫運送回法國，大大豐富了法國的漢學資源，也為法國之后的漢學研究，尤其是敦煌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扎實的文獻基礎。進入20世紀以后，法國國家圖書館針對漢學典籍逐漸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購買和收藏制度，走在了西方各國的前列。

其二，學術期刊。1832年，美國來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在廣州創(chuàng)辦了《中國叢報》，這是西方第一份完全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英文期刊，每月一期，20年間刊登了共計1378篇文章，涉及范圍包括中國地理、歷史、法律、博物、貿易、語言等方面，成為19世紀上半葉中國研究最重要的載體。1851年《中國叢報》?？?，英美在華人士又陸續(xù)創(chuàng)辦了《教務雜志》《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中國評論》《新中國評論》《中國科學美術雜志》等。這些刊物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陸續(xù)?？剂粝铝朔浅氋F的學術資源。

二戰(zhàn)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創(chuàng)辦了比以往更多的中國研究刊物。英語學界以現(xiàn)當代中國為對象的刊物就有50多種，目前仍在運行的有41種，其中美國25種，英國10種，澳大利亞、新加坡各2種，荷蘭、印度各1種。這些刊物涵蓋現(xiàn)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衛(wèi)生等多個領域。政治方面如美國的《中國政治學刊》，創(chuàng)辦于1995年并發(fā)行至今，一年四期。該刊在整個政治科學領域發(fā)表有關中國政治的理論、政策和實證研究文章，并從比較的角度著眼于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經濟方面如英國的《中國經濟》，是1967年創(chuàng)辦的英文雙月刊，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社出版發(fā)行。1967年到1996年，它曾名為《中國經濟研究》，1997年第1期更名為《中國經濟》并沿用至今。該刊發(fā)表世界各地學者就中國經濟的最新變化撰寫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聚焦于中國當前經濟發(fā)展狀況以及與貿易、銀行和金融相關的問題，也時常翻譯中國官方的經濟政策文件。

除了專業(yè)性期刊外，還有多種綜合性期刊，其中2種影響廣泛。一份是英國的《中國季刊》，1960年創(chuàng)辦并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發(fā)行至今。另外一份是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1979年創(chuàng)刊，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發(fā)行，為半年刊。該刊1979至1995年曾名為《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1995年更名為《中國研究》。這兩份刊物面向現(xiàn)當代中國，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歷史、醫(yī)療、體育、土木工程等方面。

從41種期刊主題的數(shù)量統(tǒng)計來看，各個國家的中國學雖然有地域特色，但總體上都呈現(xiàn)出從人文學科向社會學科轉移、從單一學科到跨學科的綜合研究的傾向，同時也體現(xiàn)出為所在國政治、經濟服務的特點。

其三，典籍翻譯。前文提到，羅明堅是最早將中國典籍翻譯成西文的人，但影響不大。真正開始發(fā)生影響始于1687年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在巴黎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該書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的拉丁譯文。由于拉丁文在當時是歐洲知識界的學術語言，因此這部書的影響絕不僅僅局限于法國和比利時。德國啟蒙思想家和唯理主義者萊布尼茨在同年年底便讀到了這本拉丁文譯著，并據(jù)此認為中國已接近了“理性化國家”這一理念。在柏應理之后，一代代漢學家不斷努力將中國典籍向海外傳播。

19世紀的漢學史上出現(xiàn)了三位翻譯大家，分別是英國的理雅各（James Legge）、德國的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elm）和法國的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理雅各第一個系統(tǒng)地翻譯介紹了中國儒家、道家的經典作品，包括《易經》《詩經》《尚書》《春秋》《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道德經》《莊子》等。這些作品不僅包括嚴謹簡潔的譯文，還包括長篇的序言和詳實的注釋。這一系列譯著開創(chuàng)了近代漢學的新紀元，為國際漢學界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研究材料，促進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理雅各因此于1875年獲得漢學最高榮譽“儒蓮獎”。顧賽芬則在法語世界獨領風騷，他的譯作包括《詩經》《書經》《左傳》《儀禮》《禮記》《四書》等。通常他在翻譯中無意加入個人解釋和評論，而是努力忠實于當時中國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學派觀點。他準確優(yōu)雅、無可挑剔的法文使譯文可靠無誤，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因此直到20世紀50年代仍有機會再版。

和理雅各、顧賽芬一樣，衛(wèi)禮賢用德語翻譯了大量經典，其中用力最勤的是《易經》，出版后迅速使中國的“群經之首”進入了德國主流思想界，影響到黑塞、榮格這樣的大作家和心理學家。1950年衛(wèi)禮賢德譯文在英國和美國推出了英文轉譯本，榮格專門為此書寫了前言。之后它又被轉譯為荷蘭語、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成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易經》譯本。

20世紀以來，隨著甲骨、竹簡、帛書等文獻的出土和學術研究的深入，學界對于中國典籍的理解不斷深化，同時新一代讀者也需要新的語言的譯本，因此漢籍的翻譯量有增無減，且水平也在不斷提升。在所有漢籍中，《道德經》是被翻譯最多的，目前已經擁有28種西方語言的譯文，版本達1100余種，其中英文達到182種，主要是在20世紀以后完成的。1868年湛約翰（John Chalmers）的譯本在倫敦出版，成為《道德經》英譯之濫觴。此后《道德經》在英語世界出現(xiàn)過3次大的翻譯高潮：第一次為1868至1905年，在這短短30多年里，有14個英譯本面世；此后是從1943至1963年，20年里每隔一年就有一種新譯本出版；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道德經》后，海外隨之掀起老子研究熱，第三次翻譯高潮因此產生，一直延續(xù)到21世紀初，其中2003年出版的艾文賀（Philip Ivanhoe）英譯本最引人注目。該譯本準確性與可讀性兼?zhèn)洌缓Ｍ飧咝Ｆ毡橛米鹘滩?，受到英語讀者的廣泛好評，成為劉殿爵（D. C. Lau）1963年《道德經》英譯本（收入企鵝經典叢書）之后的又一經典。

與19世紀一樣，20世紀同樣產生了多位中國典籍翻譯大家，其中尤以華茲生（Burton Watson）成就最為突出。他于1956年憑借有關司馬遷的研究論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其后將主要精力投入翻譯，在哲學方面他翻譯了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先秦諸子的作品，在歷史方面他翻譯了《史記》《左傳》等著作，在文學方面他翻譯了杜甫、蘇軾、陸游等人的詩歌，其翻譯內容廣泛、質量上乘。

其四，學術著作。相比于翻譯，著作成果就更多了。中國國家圖書館是收藏中國研究圖書最多的圖書館，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該館收藏海外漢學、中國學著作語種近百個，數(shù)量達15萬種。1849年，衛(wèi)三畏編寫了英語世界第一份漢學書目——《關于中國的著述》，共403種，其中翻譯作品50種，編著作品353種。從那時的300多種發(fā)展到今天的15萬種，近兩百年間海外中國研究的發(fā)展速度和規(guī)模由此不難看出。

這里只以中國文學為例予以說明。早在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中就收入了元雜劇《趙氏孤兒》以及部分《詩經》和《今古奇觀》的譯文，開啟了西方的中國文學譯介和研究。經過一百多年的積淀，1901年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出版了英語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一年后德國漢學家格羅貝（Wilhelm Grube）推出了他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這兩部著作都先于1904年中國人林傳甲、黃人最早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翟理斯吸收了歐洲文化傳統(tǒng)與19世紀以法國為代表的文學史研究學風，嘗試以史學意識來梳理中國文學的脈絡，為中國文學構建了一個通史的概觀。他將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分為以下八個時期：春秋戰(zhàn)國、漢朝、三國至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并對每個時期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例如在唐朝部分，他以詩歌為重點，先對聲律做了一些介紹，然后逐一論及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司空圖等著名詩人，并翻譯了不少他們的詩作。他也關注到了散文，圍繞韓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運動做了一番介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翟理斯對一向不入中國文學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給予了高度重視。例如，他在清朝部分重點評述了《聊齋志異》和《紅樓夢》，對于《紅樓夢》的介紹比較完整地復述了120回本的主要內容。盡管有些粗糙且有不少疏漏，這本《中國文學史》也第一次向西方讀者全面展示了中國文學的概貌，近年來兩次被翻譯成中文出版（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華文出版社2020年版）。

翟理斯之后，英語世界又出版了多種中國文學史。例如2010年問世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不僅在西方學界受到了廣泛關注，被翻譯成中文（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版）后對國內學界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特別是其中有關“抒情傳統(tǒng)”“文化唐朝”“文本流動”的分析和論述，打開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新空間。

2023年11月24日，習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致賀信指出：“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豐富發(fā)展，賦予中國式現(xiàn)代化以深厚底蘊。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xiàn)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有文明的互鑒才能實現(xiàn)共同的進步。”如果說以往的漢學和中國學都是以海外學者為主體，那么今天的世界中國學更應秉持兼容并蓄、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推動中外學者積極對話與交流，在文明互鑒的大格局中不斷推進世界中國學的繁榮發(fā)展。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歐美漢學家中國美學學術史研究”（項目編號：23&ZD300）階段成果】

【參考文獻】

①[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②[美]費正清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年。

③辛紅娟：《〈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像》，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

④張西平主編：《西方漢學十六講》，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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