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人。人稱“包公”“包青天”。他自幼以孝聞名鄉(xiāng)里，在地方上，曾做過知縣、知州、知府；在中央，曾任監(jiān)察御史、知諫院、三司使等，“強志盡瘁，夙夜匪懈”，最后在樞密副使職位上去世。

《包拯家訓》寫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昭后世。”前37字訓辭、后14字押字，可謂字字珠璣，核心要義是告誡后世子孫要遵從其志，做官不得貪贓枉法，做人要清白廉潔，鮮明彰顯了“廉為官之本，貪為政之蠹”的廉潔文化理念。

嚴以治貪

《包拯家訓》訓辭主要圍繞“贓濫”展開，充分體現(xiàn)了包拯對貪贓枉法的痛恨。包拯懲治貪腐以嚴著稱。朱熹說，包孝肅公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于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

包拯在任職開封府期間，發(fā)現(xiàn)其轄區(qū)內(nèi)的達官顯貴沿惠民河修建了許多樓舍亭榭，導致河道變窄、河水不時泛濫，嚴重威脅百姓生命。對此他不畏權貴，下令將違法建筑悉數(shù)拆除。在任監(jiān)察御史、知諫院等期間，包拯多次上疏嚴劾貪官酷吏，綜觀《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他先后上疏彈劾張若谷、王逵、張堯佐、張方平、郭承祐、宋庠、李淑、劉兼濟、宋祁等人。他彈淮南轉運使王逵“苛政暴斂，殊無畏憚”“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害民蠹化”；彈三司使張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jiān)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彈雄州知州劉兼濟“材庸識暗，素無廉節(jié)”；彈吏部侍郎宋祁“在益都多逰宴”等，希望對這些毫無廉潔操守的貪官污吏予以降黜。

為促使“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包拯還提交了“乞不用贓吏”“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jiān)司”“廢錮贓吏”等眾多奏議，希望朝廷“精選廉干中正之人”為官從政，力圖從選人用人上斷絕贓濫者從政的幻想。包拯主張澄清吏治，選任賢才，裁抑特權，其上疏治貪之多、執(zhí)法治貪之嚴，從當時京師流傳“關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即可顯見。

廉以用權

《包拯家訓》訓辭雖然主要圍繞“贓濫”展開，但訓示的本義在于告誡后世為官的子孫要“廉政親民”。親民之官，以廉為基。廉潔是一個官員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包拯重言教更重身教，自入仕伊始，他就一直倡導和躬行清正廉潔。包拯在《乞不用贓吏》中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一生始終堅持以身作則，務求做到廉以用權、權為民用。

在瀘州當知州時，包拯的親戚非常高興，想借著他的威風徇私枉法，其中就有他的舅舅，包拯對此毫不姑息。他親自開庭審訊他的舅舅，并杖責數(shù)十大板，“自是親舊皆屏息”，其親朋好友再也不敢違法亂紀、為非作歹了。在任職開封府之初，當時有所謂的牌司制度，即“凡訴訟者不得直入衙內(nèi)，府吏守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為了防止門牌司收轉狀紙時向告狀人索賄受賄，包拯上任即改革此項制度，裁撤門牌司，大開正門，允許告狀人直接上庭遞交狀紙，“自道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實現(xiàn)了官民“無復隔閡”。

《包拯家訓》要求后世子孫如果做官，當廉以用權，若貪污違法而被撤職，則不允許回老家走進包家大門，死后也不能葬于包家世代的墳塋之中。如此嚴厲的家訓，是包拯人生道德準則的體現(xiàn)，反映了他高尚正直、廉潔奉公的操守，體現(xiàn)了懲惡揚善、公正廉明的清官形象。

潔心自律

《包拯家訓》訓辭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8字，既是對后世子孫為官者的要求，又是對子孫中非仕之人的垂誡。修身、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包拯初任揚州天長縣令時，就寫戒廉詩一首作為立身處世的座右銘，詩的首句為：“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自始至終，他初心不改、潔身自好。

在出任端州之時，當時端州因出產(chǎn)名貴的硯臺，每年要向朝廷進貢一定的數(shù)額。此前歷任郡守常以進貢的名義向老百姓多斂取數(shù)十倍以饋贈權貴。包拯到任后，嚴令按進貢的定額征收，多一個也不行。包拯自己很喜愛書法，對文房用具也情有獨鐘，但他在此地期滿卸任，“不持一硯歸”。后人對此評價說：“此其律己之義，凜乎嚴凝，蓋有肅于秋霜而寒于冬雪者。”

包拯一生多次拒絕他人送禮，在他60歲生日之際，仁宗皇帝也曾送其賀禮，并在紙上寫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勞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禮送，拒禮門外理不通。包拯看后，立即揮毫題詩回詔：鐵面無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勞本是分內(nèi)事，拒禮為開廉潔風。此詩可謂他“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生動寫照。《宋史》記載，包拯“與人不茍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為家國大事計，包拯修身正心、廉潔自律令后世敬仰。

化廉成風

《包拯家訓》14押字，既是以石刻方式對后世子孫的嚴明要求，也反映了包拯冀望出現(xiàn)“風化日益美，賢杰日益聳”的盛世美景。好家風推動形成好民風好政風。包拯特別注重弘揚歷史名臣的真善美事跡，強調(diào)應以他們?yōu)榘駱?，以此化風成俗。他因宋太宗時期禮部侍郎王明“節(jié)義端勁，功烈卓偉”而感動，特繕寫王明曾孫王臨所著《家傳》，并上疏仁宗皇帝《請謚王明》。在他去世后，仁宗皇帝也因其孝聞天下及廉政威名而“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吏部尚書，謚孝肅”。

在《包拯家訓》影響下，包拯之妻董氏“亡聲伎珍怪之玩，素風泊然”；其子包綬在赴任潭州通判的路上病故，人們打開他的行李發(fā)現(xiàn)“誥軸著述外，曾無毫發(fā)所積為后日計者”，后人對此評價說：“益知公生平清苦守節(jié)，廉白是務，遺外聲利，罕有倫比。孝肅以清白勁正光于青史，公可謂能克家者，孝肅之風，至于公而益熾也”；其孫包永年歷任縣主簿、縣尉、縣令等，“廉勤自守，蔚有政聲，吏民愛思”“凡厥蒞官臨事，廉清不擾”，在死后也“了無遺蓄”，連喪葬費用都是由兩位堂弟資助的。后人對此評價道：“孝肅公之遺風余烈猶在也。”包拯的后世子孫大都傳承了“孝肅家風”，繼承了包拯遺志，他們的墓也多歸葬于合肥縣公城鄉(xiāng)公城里包拯墓旁。